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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中评社 胡毓雯摄） |
中评社：2020年7月1日香港国安法颁布，您曾经说这标志着“一国两制”进入下半程。很多港人都感受到香港社会又恢复了平静。您觉得让香港社会回归平静的力量来自哪里？2014年“占中”之后，香港社会表面上似乎平静了，但是暗流涌动，您觉得现在的平静会是持久的吗？也有人担心，香港的社会会不会失去活力，您怎么看？
田飞龙：修例风波之后的平静与“占中”之后的平静是不一样的，因为确保社会回归平静的背后的根本制度力量不同。
“占中”之后确保香港回归平静的力量是香港本地的法治。因为“占中”运动本身是传统泛民主派与青年本土派之间政治权力交接的一个分水岭，“占中”运动以及其追求的“普选”目标的失败，就标志着传统的以“民主回归论”为纲领的泛民主派的整体性退场。
尽管他们其中一些人还有影响力，但是青年本土主义已经掌握了话语权和新的运动领导权，而新的运动正快速在香港内外汲取力量、凝练话语、获得资源支持，策划着后面一场更大的抗争风暴。这就到了2019年的修例风波，一场打破一切既有平衡和表面和谐的政治风波。所以“占中”运动有反对派代际交替的意义，而青年本土主义的行动方式与传统泛民不同，他们不仅完全接受了“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破除了守法伦理的约束，而且他们追求以一种暴力的方式来实现恐怖夺权，这个是传统泛民主派无法想象和实施的。2019年修例风波证明了香港的青年本土主义的主要危害和所爆发的政治能量。
修例风波之后所恢复的平静是不一样的——确保平静的不是香港本地的法治，香港本地法治没办法在修例风波当中实现止暴制乱。这一次进场的力量是国家的制度，国家通过香港国安法以及新选举法，在香港的街头和香港的选举制度环节，彻底清理了“反中乱港”势力，出现了“反中乱港”势力有关的组织和个人或者解散或者移民跑路的现象。剩下来的在香港政治生态和政治空间中的要么是爱国的建制派，要么是偏温和的反对派和中间派，不再存在极端势力能够兴风作浪、煽动社会撕裂、暴力抗争的制度土壤和社会空间。
而且由于国家制度性力量的决定性进场，整个香港社会面临一个社会结构的大转型，由原来反对派所主导的公民社会转向爱国者所主导的爱国社会。社会结构的转型会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国安法和新选举法的整体前提之下，在社会的一些具体的治理领域，快速发生着一些基本话语、力量和范式的转换，比如教育领域、传媒的领域，网络监管的领域，甚至司法的领域，以及整个香港与外部世界互动方式的这些领域都快速发生了变化。这里面，“港独”和“台独”联系和互动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至少在香港本地已经不存在“港独”跟“台独”之间能够明目张胆进行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的空间和土壤。这一次因为是国家的制度力量进场，“一国两制”当中“一国”的国家理性被彻底唤醒，所以彻底根除掉了香港的乱源。
当然，国家力量的进场以及国家主义强势的法理逻辑的降临，与香港社会所习惯依赖的自由民主的文化和社会运动的文化，以及香港社会与西方之间难舍难分的认同和联系之间，就构成了一种严酷而持久的精神斗争。这种精神斗争，涉及人心回归的深层次层面，斗争过程每天都在发生，而且远远没有结束。从制度的基本面来讲，从香港的管治权安全来讲，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人心的回归，人心的软抵抗，包括在选举制度当中的一些选举揽炒的行为、“港独”的国际路线还远远不会结束，香港仍在“漫漫地归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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