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激烈的竞争不在于立场的极端化之争，而在于怎么服务社会、服务香港、服务国家的政策能力和服务能力之争。竞争要放在正确的层面和议题上，以往那种表面激烈，但实质上更有颠覆性、更加撕裂、更加暴力化的选举，证明是劣币驱逐良币。那样恶劣的选举，正好是选举制度改革要终结的。
中评社：香港一直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经济发展模式，香港还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自由港是香港最大的标签，现在香港社会有声音呼吁香港政府扮演更多的角色，比如主动做一些规划以及解决一些民生问题，香港政府的此类动作也在增多。您觉得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变吗？香港政府角色增多与自由港地位会有冲突吗？香港如何保持自由港的吸引力呢？
田飞龙：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种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典管治模式，在西方也已经失败，并且发生了转型。我们看今天的欧洲的政府，还有美国的政府，没有一个是小政府，他们本身都背负着非常强的经济发展以及民生保障、福利主义等等政府的管治责任和保障责任。所以实际上欧美的政府已经完成了一个福利政府的转型。
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里根革命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但是很快福利主义又卷土重来，所以不能简单的讲西方的优良治理模式仍然是小政府大社会，必须看到风险社会的到来，还有分配正义的严重的挑战，以及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阶层的撕裂和对抗，还有民粹主义的兴起等等所有问题都在挑战着传统政府的管治能力，都要求政府积极去回应和解决一些新的风险和挑战。在此过程当中，如果还固守小政府的教条的话，治理会普遍的出现失败。
香港回归以来的很多管治政策以及治理的失败，就归咎于香港一直教条化的奉行“积极不干预”的消极管治策略，放任香港市场的资本力量去捆绑政府的政策，去产生垄断，以及将香港社会正义予以压抑和边缘化。
今天的香港特区政府必须要解放思想，走出既往的公务员“制度舒适区”，要积极保障民生，实现社会正义，并且加强规划与管治能力，以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要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和社会动员来应对外部干预和制裁的风险。这些都必然塑造一个更加管治有为的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在今年施政报告中也特别强调未来的公务员要职“能者居之”。香港特区政府如果不往这方面转型、改变，它不仅会让国家失望，也会让香港人民失望。
中评社：“通关”是现时香港社会最关注的话题，有观点认为，香港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在通关问题上不等同于一般境外地区，您怎么看这一观点？您对通关有什么预测吗？
田飞龙：通关实际上是对特区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而且也已经在一些层面引起了极大的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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