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及内地年轻的一代，能为“一国两制”现在乃至未来的实践和发展做些什么？
田飞龙：两地青年人需要适度超脱历史恩怨与负担，共同面对国家的新发展与新机遇，互相尊重，积极融入，争取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相结合。青年是一国两制的未来与具体实践的历史主体，应增加建立长期化、多层次的沟通及互助机制，分享各自成功经验与发展机会。
香港青年人需要更多理解内地的集体主义及国家利益，内地青年人需要更多理解香港的国际属性与香港社会对自由的由衷热爱和坚守。两制差异本质上是价值观差异，但我们共处一个伟大的文明共同体，求同存异是我们祖先的生存相处智慧，而辩证融合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法则。两地因更多“平视”对方以及共同面对国家，才能逐步调校精神上的虚妄执念，从容于自身命运与前途的追索。
香港治理进入某种“中期时刻”
中评社：您个人对回归20周年的其余观点和看法？
田飞龙：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也是“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在香港的制度实验二十周年。“一国两制”作为中国宪制建构与国家治理的重大创制，构思于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整体战略之中，成熟于对港澳的回归谈判与基本法立法过程，对两岸关系发展亦产生结构性与示范性影响。香港《基本法》作为“一国两制”的第一个正式立法，有着重大的历史与制度开创意义，对于澳门回归、台湾回归有着不可取代的经验与先导意义。因应港澳台不同的历史与制度背景，“一国两制”在共享基本思路与原理的同时，也在各自地域性实践中产生了特色性问题和经验，同时面临着差异极大的问题和挑战。
二十年来，中央和香港社会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共同致力于香港的繁荣稳定、两地的经济互动以及《基本法》之下香港的政制发展、法治进步和社会变革，取得了基本的成功，但也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从居港权危机、23条立法、国民教育风波、“本土”主义兴起、“占中”运动冲击、“旺角暴乱”滋扰到“港独”议员宣誓事件，林林总总，显示出香港治理在历史观、政治认同、法治底线、社会取向等诸多方面均有着不容轻视的冲突与分歧。如今，香港治理进入了某种“中期时刻”，迫切需要中央、香港以及各界仁人志士对这二十年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客观理性的回顾、总结与反思，为建设未来三十年的新香港、新国家贡献才智。我们需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讲好香港故事，才能更加平衡与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一国两制”与《基本法》。
具体而言，“一国两制”在香港继续实施的国家性意义依然突出：第一，“一国两制”正在进入“二期工程”，香港《基本法》及其系统经验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与细节仍然具有示范与先导意义，香港作为“治理特区”的宪制价值逐步超过“经济特区”；第二，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事关民族复兴大业和21世纪全球新秩序大局，但对主流世界的系统知识与交往经验方面仍然需要香港协力；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一个驱动核心，若非香港承担，也至少是香港与深圳共同承担，香港信心与香港参与依然重要；第四，香港民主化及其宪制检讨是中国整体性的国家建构与立宪民主进程之有机部分，是内地任何发达城市之改革所无法取代的；第五，“港独”与“本土分离主义”在中央干预、香港法治及香港社会自我净化作用下已呈现颓势，和解政治显露曙光，“一国两制“应做更积极思考，释放其丰富的制度活力与创造性，对香港与国家可以继续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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