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转型是2000年到2020年，其实就是香港回归之后。刚才讲超级全球化在过去20年快速发展，跨境资本流通大大增加。中国2001年加入WTO，与外界之间的资本流通和调配需求大大提升，给香港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香港成为世界走入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的“金融代理”。此过程带动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会计、法律、咨询、研究、公关、广告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香港升级为了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以往为广东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慢慢走入了困境。首先，广东转型升级，腾笼换鸟，“前店后厂”模式难以为继；其次，中国加入WTO后自身服务业开始成长；第三，香港的服务业直接走到内地为港资服务，而不是从香港这个地方提供服务，“迁移”和“替代”效应开始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离岸贸易开始取代转口贸易，成为香港贸易的核心，导致利润率的大幅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制造业流失后，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开始萎缩和空心化。
第三次转型直接促成两个香港的撕裂。中国当下正走向高质量发展，全球化的参与越来越深化，中美博弈下中国更需要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例如，有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退市来香港二次上市。未来中国会更加需要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一号香港”集中了香港的主要优势，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贸易、物流、旅游这些传统功能，以及一些中低增值产业的竞争力在下跌，开始空心化，中层就业规模越来越萎缩，行业增值下降，大部分人靠“二号香港”安身立命，但路越走越窄。
我们看到，两个香港彼此脱节和断裂。“一号香港”前景广阔，但不足以支撑全体港人的发展需求，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获益。金融业从业人士只占总人口的3.5%，而且金融功能是国际功能，联通全球和内地，不需要在香港扎根，就像中环很多内地精英都不需要讲广东话，不需要了解本地的情况。很多中资金融机构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是香港人。他们只需要国际视野和对内地市场的了解，不太与本地发生关系。所以，“一号香港是“悬浮”在“二号香港”之上的，基本没有交集。
我们总是说香港应“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现在融入的这种模式并没有让“二号香港”充分受益。哪怕在三重矛盾之下，资本还是不断涌入“一号香港”，但二号香港产业越来越单一化。涌入的资本到了金融市场、地产市场，进一步推高楼价，加剧两极分化。再加上服务业企业走进内地，本地服务业更进一步空心化。本地基层赖以为生的旅游业，繁荣之时每年6000万人次的游客量，但增值低、依赖游客大进大出，一旦外界发生变化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此外，贸易的传统功能也在弱化，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渠道也在收窄。
解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中央给了香港这么多优惠政策，为什么香港人不感恩？”“为什么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香港人离心力最强”？我们看到，第三次转型直接促进两个香港撕裂，而第三次转型恰好与回归重叠。回归之后的这20年，促成金融中心发展，也促成“二号香港”空心化；香港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人并没有享受到。事实上，香港的反修例事件等社会运动，本质上是反全球化运动，只不过香港的全球化与内地最为相关，内地成为全球化的代罪羔羊。而香港人在未经思考的情况下，把一切全球化的弊端归结在了内地身上——这是我个人对这两个问题的经济解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