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韩国政府，考虑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以及双方“权力非对称关系”的现实而采取“扈从（bandwagoning）”多于“抗衡（balancing）”的对中国政策，以保持避险而想争取支持，而且一直“全面关注和竭尽全力”。但是，虽然建交以来三十年的韩国和中国关系，已经非常明白呈现经济社会关系的“伙伴合作”是成功的，但向“战略合作”的“溢出效果”目前为止证明为非常有限，自然两国之间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身份认同”或“文化认同”难以进一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韩国民间的交流和友好关系或互相认同的水平，可能远比政府或政治当局层次的关系为高，这也是可以高兴的事实。
文在寅政府考虑“萨德问题”选择的模糊“扈从”方式给予中国承诺“三不”，相反与美国的关系上施展比较明示的“抗衡”模式，到任期到尾，还是得不到中国或美国给予文在寅政府所期望的对“朝鲜问题”的“战略合作”的结果，反倒带来韩国国内的安全忧虑和“屈从而生出反中”的争论，韩美关系和韩中关系都处于不太圆满的情况。
新当选总统的尹锡悦说重视“国格外交”、加强韩美同盟，加强与中国合作与相互尊重，但“要说明白”等，其意思，就是要认清前任文在寅政府在承诺韩中“权力非对称关系”之下采取的“扈从”为基调的双方关系框架问题的严重性，要回复“国格”，虽然不一定要选择“抗衡关系”，但也不要毁损“国格”的“模糊”的“扈从”政策。新政府在与中国的友好交流为主流的“合作伙伴”关系路径不会改变，但是，如果朝核导弹问题上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尹锡悦政府在“战略”议题上面，与中国表示“尊重”，但一些“抗衡”难免有可能，其中包括尹锡悦在竞选期间表示的“毁损主权问题”的“三不”议题，也就是萨德、韩美日合作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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