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麦艾文（Evan S. Medeiros）表示，没必要做二元选择；两者都是必需的，需要正确的配置。有效的对华战略需要“最终状态”，但它应该是笼统宽泛的，旨在指导政策选择的战略。最终状态不应该太具体或太死板。最终状态需要能够随着竞争的演变而演变。“最终状态”应是正面的建议，重点是保护和促进美国的利益，避免了试图从绝对意义上解决中国挑战，比如倡导政权更迭。它关注的是中国的行为，而不是政权类型。
赞成追求“稳定状态”的麦艾文表示，稳定策略的核心战略问题比拜登政府对对华政策宣示的“投资、结盟、竞争”更为广泛，“接触、约束、平衡”政策的组合可以实现促进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竞争共存的稳定状态。
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指出，美国政府需要为其对华政策制定具体目标，以激励北京在追求其雄心的过程中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她称，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存。美国需要谈判、施压、保证的混合手法和策略来影响中国的决策盘算，使其采取建设性的行动。美国应该明确表示，它对待中国的方式完全取决于中国的行为，而不是美国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国内政治。
有意思的是，这些美国学者在辩论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目标时，提到了“中国失败、美国胜出”的前景，提到了美国接受与中国“长期共存、稳定状态”的前景，却没有提到“美国衰落和失败”的前景。或许是出于政治正确性，或者是不愿正视美中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避谈美中竞争美方败阵的可能性，使得这场辩论至少是不完整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