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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范椒芬认为，香港的公务员是很有潜质的，但需要一位很有远见、很有领导力的行政长官，去指出方向。（中评社记者摄） |
中评社香港11月24日电／港府前高层官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罗范椒芬21日造访中评社香港总部，与中评社青年记者进行深入对话。作为拥有长达32年公务员生涯的前高官，罗范椒芬与记者畅谈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思考、对教育改革的看法，也谈及她对对下一届特首和政府的期望、香港与内地如何加强关系等等。
以下为罗范椒芬与中评社青年记者对话的全文：
中评社记者：你曾任职政府多个高级职位，包括副公务员事务司、副规划环境地政司、候任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运输署署长、教统局局长、教育统筹局常任秘书长、廉政专员等等，你认为政府管治上有什么不足，如何强政励治？你曾提及，近年政府的长远规划似是停顿了，到底是人的因素居多，还是制度因素居多？应如何改善？
罗范椒芬：管治问题涉及很多层次。就我个人来说，回归之前我的职位并不高，殖民地政府高层方面的很多想法我不太清楚。自从回归后我跟第一届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共事，发现由于董先生并非公务员系统内部升上来的，他的确与公务员在文化上有些差异。董先生很包容，遇到不同意见，宁愿跟大家多沟通，所以才给人感觉决策比较缓慢。所以我很支持问责制，也觉得问责官员可以给政府带来不少经验，包括：1，前线方面的经验，例如金融业专才可以为政府带来金融业的实践经验，而系统内成长的官员欠缺前线经验，很多时候可能会出现“纸上谈兵”的情况；2，可以引入在外面已经有相当“江湖地位”的人才，除了为政府带来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也将其人脉网也一同带入政府。我觉得这两方面很重要，所以董先生第二任期起步的时候，问责制官员团队有很高的水准，运作不错。
第三届特区政府里面，有很多由公务员升迁上去的局长，香港公务员是优秀的，但因为我也走过这一条路，所以很明白自己的局限所在，尤其是我离开了这个制度之后，回头再审视时，看得更清楚。例如当年我在公务员事务局时，曾协助港府和清华大学安排一些培训课程，并与教育部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当时我自认为对国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自从参与人大的工作之后，我便发现自己的匮乏之处。但我认为，问题不应仅仅归咎于公务员体系，因为公务员本身的工作很繁重，以致于未能顾及到其他方面的事项，加上如果高层的协调方面做的不够好的话，就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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