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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运动40年:青春有悔或无悔? | |
http://www.CRNTT.com 2009-01-22 09:27:10 |
靠近 “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鶏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是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会从房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吃饭时,丛林里的猴子在远远地观望。头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一次会战,十几天不下山。 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丁惠民说:“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绝望了。” 重庆知青李长寿,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宝,他的记忆被饥饿充斥,“猪瘟年年闹,一闹死一片,简直没办法;没办法就去河里找鱼吃,我有段时间当文书管炸药,管他呢,就拿去炸鱼,那时候吃伤了,直到现在,一点鱼都不沾……” 在红土地上,这些城里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一个人就像一部汽车,你光叫他开,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们当时已经没油了。”丁惠民这样比喻。 边疆除了自然风景,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跟宣传不一样。更何况,吊打、侮辱、强奸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军人,在远山僻岭的对撞,演绎出一幕幕的惨烈。被枪毙的军官贾小山,当年开着一辆吉普车横行农场,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车上拉,几无避讳。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农场是副教导员。对他来说,迷茫来自于对公正性的颠覆。 一位高级干部的三个孙女与周公正在同一连队。她们的爷爷去世时,家属提出要三个孙女回城,否则就拒开追悼会。僵持的结果,是盖着“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红印章的调令发到了农场。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枚神圣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却是对其神圣的嘲讽。 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义临走时,作为教导员的周公正还给他做工作:“早点回来……哪还有影子啊?今天想来,自己都笑着摇头。” 与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长寿从来是个叛逆者。在农场,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种无奈躁动的发泄”,到了后几年,连架都懒得打了,也没有力气打了。 他得出结论:越是知青老实的连队,管理就越紧,吊打体罚之类的事情也就越多。 丁惠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和解释是:“一开始都很老实,后来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来了。知青和军人都是如此。” 李长寿后来写了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段:“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鶏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们幷不相识,更想像不到:彼此的相逢,会演绎出改写历史的一笔。 就在那个冬季,火星出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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