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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运动40年：青春有悔或无悔？

http://www.CRNTT.com   2009-01-22 09:27:10

相逢 　　“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已显疲态。 　　经过近10年的农场生活，西双版纳知青们已经从迷茫走进了绝望。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他们服用麻黄素、生压灵来制造高血压，喝10%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为回家。 　　“四个不满意”彼时在中央高层内部被提了出来：农民不满意，知青及家长不满意，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当时分管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到这件事就头疼。” 　　对上山下乡的重新评估和大批知青的现实出路，不得不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些坚冰松动的迹象，远在版纳胶林里的知青们，是难以瞭解和体察的。1978年冬天，又一次知青工作会议的讨论在北京召开，如李先念所说：“前提是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要改。”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说法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传，但隐约的希望，毫不真切。 　　景洪农场的丁惠民，是一个例外。这个十分场学校里的总务员是个有心人，他趁着给学校拉运物资、进出农场的机会，在其他农场做了情况调查，意识到知青的问题已是一堆乾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 　　他贴出了公开信，陈述知青现状，提出回家的愿望，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在礼堂大会上，有人说：“什么也不要怕，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回家乡去！”有人甚至出主意炸掉澜沧江大桥，占领农场。 　　纷乱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断，使他成为毋庸置疑的总指挥。他与李长寿就在那一天相识，机缘来自李的一句高声发言：“人多有什么用？又不是去打台湾！” 　　李长寿就此被任命为纠察队长，另一位重庆知青邹盛永专司宣传，再加上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胡建国。整个行动的指挥和协调核心形成了。 　　其后的部署兵分两路：一方面，农场在有序领导下罢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请愿代表分两批赴京，高唱自己写的请愿团团歌，“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那个冬日，在景洪的大街上，知青周公正亲眼看着他们走过澜沧江大桥，走向严冬的北方。重压和劳累让丁惠民病倒了，知青们用担架抬着他，副总指挥刘先国特地叮嘱纠察队长李长寿——专门派人保护“小丁”的安全，这是头等大事。大家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着丁惠民。 　　队伍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在“我们要回家”的横幅后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夹袄还裹在外套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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