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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运动40年:青春有悔或无悔? | |
http://www.CRNTT.com 2009-01-22 09:27:10 |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分局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 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营部索性把公章挂在门口,大家自己拿着盖。因为办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墙被推得直晃悠”。 后来他们知道:北上请愿的行动,给北京正在谋求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层讨论中,增加了一个现实筹码。 当年罢工请愿的几位核心成员,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都为年轻的自己在全过程中的谋略而自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刘先国说:“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各自 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1979年丁惠民、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先后回到家乡——武汉、重庆和上海。 1985年,几经波折,丁惠民终于从武汉调动来到重庆,与妻子团圆。他的工作是油漆工,全家住在老城区的旧房子里。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可以和北上请愿时的“三驾马车”之一刘先国,经常见面了。刘先国回城后顶替父亲,进了重庆客车厂的基建科,后来做到甲方代表,每天出入于建筑工地。 丁惠民的聪敏难以掩饰,他很快被借调到检察院。然而,他不愿忍受丝毫的刻板规制,最终放弃了这条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他不委屈自己,工厂也不回了。 喝酒,是丁、刘两人在一起时的主要节目。刘先国对那两年的概括是:“天天在一起,很苦闷。”那时候,他们年届三十。 两年后,1987年,刘先国走了,去往上海——他娶了一位上海知青姑娘,已近10年的两地分居,不能再持续下去。这个难得的机会,是与别人交换来的户口指标,还必须补偿对方1200元钱。送钱那一天,陪他去的是丁惠民,为了“多一个心眼”,当时还在检察院的丁特意准备了一台小录音机,偷偷保留了给钱的证据。 刘先国走的前一天,丁惠民大醉。生命曲线再一次岔开,朝不同的方向延伸。 后来的二十年,丁惠民也曾做过生意,这个当年的知青领袖,能够在90年代就借到近百万的本钱。靠着对云南的熟悉,他从缅甸贩进木材,拉到上海去卖,却不料刚拉进对方仓库,对方却因债务纠纷而被法院冻结资产。 多年后,丁惠民才悟出自己的缺陷:“我不适合做生意,我这种性格,连合同都不签的。”这十几年中的往事,连他的战友也知之甚少。 远在上海的刘先国,逐渐成为生活的赢家。这些年里,他在图书公司工作,木工、保卫科长、物业中心经理、计算机广场项目负责人,入党、提干、买房,女儿从北京大学毕业,就职于外资银行。生活在他面前热闹地延展,应酬繁多,越来越忙。 入党时,单位特地派人到云南去作了调查,农场老工人一五一十地讲了刘先国的知青时代,“连偷鶏摸狗的事也讲了”。然而命运总是令人难以捉摸——单位的党委负责人也是知青出身,对这些评价淡然处之:“不偷鶏摸狗就不叫知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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