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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运动40年：青春有悔或无悔？

http://www.CRNTT.com   2009-01-22 09:27:10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分局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 　　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营部索性把公章挂在门口，大家自己拿着盖。因为办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墙被推得直晃悠”。 　　后来他们知道：北上请愿的行动，给北京正在谋求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层讨论中，增加了一个现实筹码。 　　当年罢工请愿的几位核心成员，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都为年轻的自己在全过程中的谋略而自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刘先国说：“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各自 　　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1979年丁惠民、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先后回到家乡——武汉、重庆和上海。 　　1985年，几经波折，丁惠民终于从武汉调动来到重庆，与妻子团圆。他的工作是油漆工，全家住在老城区的旧房子里。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可以和北上请愿时的“三驾马车”之一刘先国，经常见面了。刘先国回城后顶替父亲，进了重庆客车厂的基建科，后来做到甲方代表，每天出入于建筑工地。 　　丁惠民的聪敏难以掩饰，他很快被借调到检察院。然而，他不愿忍受丝毫的刻板规制，最终放弃了这条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他不委屈自己，工厂也不回了。 　　喝酒，是丁、刘两人在一起时的主要节目。刘先国对那两年的概括是：“天天在一起，很苦闷。”那时候，他们年届三十。 　　两年后，1987年，刘先国走了，去往上海——他娶了一位上海知青姑娘，已近10年的两地分居，不能再持续下去。这个难得的机会，是与别人交换来的户口指标，还必须补偿对方1200元钱。送钱那一天，陪他去的是丁惠民，为了“多一个心眼”，当时还在检察院的丁特意准备了一台小录音机，偷偷保留了给钱的证据。 　　刘先国走的前一天，丁惠民大醉。生命曲线再一次岔开，朝不同的方向延伸。 　　后来的二十年，丁惠民也曾做过生意，这个当年的知青领袖，能够在90年代就借到近百万的本钱。靠着对云南的熟悉，他从缅甸贩进木材，拉到上海去卖，却不料刚拉进对方仓库，对方却因债务纠纷而被法院冻结资产。 　　多年后，丁惠民才悟出自己的缺陷：“我不适合做生意，我这种性格，连合同都不签的。”这十几年中的往事，连他的战友也知之甚少。 　　远在上海的刘先国，逐渐成为生活的赢家。这些年里，他在图书公司工作，木工、保卫科长、物业中心经理、计算机广场项目负责人，入党、提干、买房，女儿从北京大学毕业，就职于外资银行。生活在他面前热闹地延展，应酬繁多，越来越忙。 　　入党时，单位特地派人到云南去作了调查，农场老工人一五一十地讲了刘先国的知青时代，“连偷鶏摸狗的事也讲了”。然而命运总是令人难以捉摸——单位的党委负责人也是知青出身，对这些评价淡然处之：“不偷鶏摸狗就不叫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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