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第10页 】 | |
王焱: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 |
http://www.CRNTT.com 2011-09-20 13:42:41 |
没有戊戌变法,何来辛亥革命? 今年因为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报刊杂志发表了很多相关文章。作为一个事变,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被湮埋掉的很多细节,现在逐渐都被发掘出来了,历史的真相逐渐显露。但另一方面,如果单单将辛亥年的事变看成是单纯的事件史,而缺乏历史-社会理论的支撑,实际上我们也依然无法真正理解辛亥革命。研究思想史的人爱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强调的是五四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与晚清学术的前后承继性,这就意味着不能把五四运动仅仅当成一种固定的静态的事件来分析,必须要有历史的动态的视角,才能知道五四运动从何而来。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戊戌变法运动,也就没有辛亥革命,因为戊戌变法是辛亥革命的前身。如果没有对戊戌变法的比较深入的了解,也不可能真正看清辛亥年政治上发生的大事变。 戊戌变法的背景:现代性登场 首先讲讲戊戌变法的背景。今天回头看清代中晚期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从戊戌变法上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间差不多60年,在这60年间,对清朝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来说,老大帝国的心态和制度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中日甲午之战前,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他对洋务的认识基本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开发大炮,一个是制造轮船。他认为中国有两个东西就不再怕外敌了。后来的士大夫对“欧风美雨”有着种种判断,有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西方列国的长处无非是船坚利炮,应该学习。还有西学东源说,认为西方的学说都是从中国古代传出去的,现在又返回来了。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无论对于统治者还是士大夫阶层都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原是东亚文明圈里的蕞尔小国,经过明治维新竟然一跃而起成为东亚的强国,这就使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潮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当时主张维新变法的学说,一种是中体西用说,以张之洞的《劝学篇》集其大成,这是稳健派的主张。还有些激进的士大夫不但要求变法,甚至要求快变、全变,如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所以应当统统颠覆。康有为则认为,“自道咸以来,已稍知变法,然收效莫睹……不知全变之道。”(《日本变政考》)这种全变、速变的主张,如果是出自在野的士人,还没有关系,可是它却出自朝廷策划变法维新的人,导致的问题就大了。 现在来看,“欧风美雨”的深层意义在于现代性在中国的登场,对中国文明来说,这至少意味着三项新的事物:一个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或译国民国家),清王朝在变法之前还是传统的王朝国家,从政治学上讲,民族国家可以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也可以是共和民主制的国家,但是要通过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历史过程,才能最终完成这一转型,除了国民、人口、主权这些东西外,更重要的是宪政和法治。第二,资本主义,或者用我们当代的语言说是市场经济。第三是近代科学技术和近代工业体系。但是对于现代性所包孕的新事物,在戊戌变法前夜,朝野上下还没有那么清晰的认识。当时士大夫总结中国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第一是腐败,第二是行政效率低下、组织机构叠床架屋。李鸿章说中国向日本宣战,乃是以“直隶一省敌日本全国”,其他的各个省的人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第三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通过君主立宪,转变成了近代新式的国民国家,中国王朝还是一个旧式的王朝帝国。后来梁启超批评洋务运动,说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批评的非常深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变法运动。戊戌变法运动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改革比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不同,它开启的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在面临现代性的挑战之际,寻求新的社会政治模式和思想文化模式的历史。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颁布了“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实行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了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恢复垂帘听政,戊戌变法也就此终结。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宣布了一系列诏书上谕,这些文件包含的变法举措大约有四、五十项,其中最主要的有两项:一是科举考试废除八股取士,改成考策论取士;二是朝廷准备设立一个叫制度局的机构,作为维新变法的中枢机构。 我们以往理解的戊戌变法,最多追溯到康有为1895年5月发动的“公车上书”。这种对戊戌变法的理解,实际上是把康有为等人的政治活动作为变法活动的中心的。康梁于变法失败以后,师徒二人匆忙逃亡海外,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编造了不少关于戊戌变法过程的历史细节,后来以讹传讹,谬种流传。近几十年,史学界经过考证辨伪,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历史真相,特别是台湾学者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大家可以参看。 实际上维新变法运动,并不能依据康有为一己设定的标准,或者根据是否赞同康有为的政治与文化主张来站队划线,简单的划分为维新、守旧两种政治力量的对立。那不过是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编造出的一种脸谱化的变法史。上世纪四十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读《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就特别指出:戊戌变法有两个源头:一是康梁等人;另一个是郭嵩焘、朱一新以及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等人。这两个变法的派别和源头,从表面上看都主张变法维新,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对立。这一分梳化解了我们过去传统的那种同质的整体的戊戌变法观。 中国古代士大夫主张改革,一种是上行路线,一种是下行路线。上行路线是“得君行道”,士大夫得到皇帝的信任,可以施展你的政治抱负,比如象王安石、张居正等人。还有一种是下行路线,即从地方做起。康有为实行的是上行路线,比较受人瞩目;而另一派的的变法运动,是从地方做起。从1895年8月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到1898年9月陈氏父子被慈禧太后免职,湖南的变法维新共有3年左右的时间。而康梁师徒在中央朝廷搞的变法运动,只有短短的3个月,所以说是“百日维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