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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月刊：文化统合 以《诗经》外交为例

http://www.CRNTT.com   2024-09-01 00:01:14

从维护国家利益的功用来说，“赋诗言志”、“以诗代言”不仅可以印证并获得政治合法性，还能艺术性地解决具体的国家间课题。譬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公元前559年晋国作为盟主召集向地会盟准备伐楚时，姜戎国首领驹支参会却被晋卿范宣子排斥，驹支理直气壮地加以批驳，历数戎人支持晋人的史实，并赋《小雅·青蝇》加以讥刺，令范宣子自觉理亏道歉并同意姜戎会盟。这一史实说明，《诗经》当时已完美融入周朝的天下体系，连四夷方国都掌握了如何在外交中运用《诗经》获得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利益的技巧。 　　通过“赋诗言志”“以诗代言”来解决国家间的难题更为普遍。如《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记载，吴国入侵楚国，楚将申包胥去秦国乞求援兵，秦哀公故意推脱，申包胥在秦宫外连哭七日七夜，终于打动秦哀公赋《秦风·无衣》，即“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与子偕行”，表明秦国愿意出手相救。 　　当然，不懂《诗》礼的官员，定会遭到嘲讽痛斥，甚至关系个人的生死荣辱。《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记载，鲁国大夫叔孙豹接待齐国大夫庆封时，见其不知礼节，就赋《墉风·相鼠》加以讽刺，庆封却浑然不知。叔孙豹就预言“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果然，暴富后的庆封很快被杀身灭族。 　　春秋时期“自朝会聘享以至事物细微，皆引《诗》以证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舆台贱卒，所有论说，皆引《诗》以畅厥旨焉”，⑱这是对“以诗代言”“赋诗言志”功能的概说，也是春秋时期政治思想家们的一种共识。《诗经》平台对于各国都是平等的，在这一平台上交流时，需要文质彬彬的优雅表达，自然也就排斥唯我独尊的强势语言，至少从形式上达到国际关系的和谐共存。仅从这点来看，现代国际公法意义上的平等原则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具备实现的条件。 　　　　　　　　　　　　　　　四、结语 　　《诗经》作品真实再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华夏诸国与四夷方国在“天下体系”内交流互动的情形。在周朝的“天下体系”内，各政治行为体具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周朝的政治领导人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引发“天命靡常”和“天人合一”的认知，发明内为宪制、外为国际公法的周礼等天下治理制度，培养出一批批具有天下情怀的政治文化精英，依靠《诗经》等核心载体全面推行礼乐制度，并开创了全球外交和国际关系史上独具特色的诗礼外交，将政治性很强的外事活动提升为外交艺术，将“天下体系”逐渐打造成一个“语同音”“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共同体，形成政治文化上的凝聚力，展现出华夏文明的创造性软实力，为日后的大一统创造了诸多重要的制度性条件。 　　台湾学者傅启学认为，从周代开始，中国在文化上已是大一统之局，秦灭六国后，中国才形成政治上的大一统之局。⑲中国何能成就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族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来共同创造一个历史传统？是因为与其他国家民族相比，中国人自古就表现出强大的民族性天赋，即政治的能力、创立优良政治制度的能力，所以才能完成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⑳ 至于未来人类世界究该永远分裂抑或融和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出了路径优化方案。至于如何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当今国际社会结构中的嵌入度，历久弥新的《诗经》中的中国古代外交智慧无疑可供充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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