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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

http://www.CRNTT.com   2013-06-07 15:15:06

我们知道朱自清先生1934年之后不再讲这门课了，这门课日后得以发扬光大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因为他的弟子王瑶先生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这一点大家知道。但是有一点不太知道的还有一个人是吴组缃。吴组缃是著名的小说家，也是当时清华的本科生，后来念研究院。他1942年因为老舍介绍他可以到大学里面当老师，他要开什么课，开几门课，现代文艺、文艺文、小说研究等等。然后写信给老师说，老师，当年记得你讲课的时候有一个讲稿，请你借给我，我要上课了，我备课很困难。于是老师就把他的中国新文学纲要送给了吴组缃。五十年代以后吴组缃到北京大学来教书，很长时间他是教我们说的新文化的。1956年以后因为做吴敬梓的研究，后来做《红楼梦》的研究，日后才是做古典小说。1956年以前吴组湘是做我们所说的新文学研究。换句话来说，当年在清华埋下的新文学研究的种子是要王瑶和吴组缃这两位先生身上发芽的，这是新文学。 　　黄侃：汪辟疆称在南京教书是黄侃一辈子最愉快的时光旧文学我想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竞争对手是东南大学，南京的东南大学。可是那个时候北京大学的声势如日中天，因为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来的东南大学一番蜕变之后就变成了后来的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成为当时全国的第一高校，它的规模超过了北京大学。因此它能引揽各种各样的人才，政府给它更多的资助，名声也起来了。1930年代的南京是首都，特别是首都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集中了一批人才，尤其是当时中文系的教授们。这边是黄侃，这是吴梅，黄侃、吴梅今天也是大家熟悉的两个做语言文学的。黄侃先生日后主要的成果主要是语言研究，但是他在北京大学、武昌高师，就是今天的武汉大学讲课的时候是讲文学的。 　　这是程千帆先生抄下来的，当年给他讲文学的是黄季刚，讲音韵学的是胡小石，讲词的是吴梅等等。这一系列在今天看来都是了不起的大家。我关心的是1935年中央大学的教授黄侃50岁英年早逝，汪辟疆给他写的悼词，说黄先生一辈子在北京、在武汉、在南京各地教书，对他来说在南京是最愉快的时间。因为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老先生、这么多朋友们跟他在一起，一起在这里教书，同时他们后面的这几句话，几无日不集,集必剧谈移晷,以为笑乐。每天经常在一起聚会，春秋佳日的时候大家一起到游名山，游名山写诗，然后喝酒。这种衣食无忧的教授们在这个地方诗酒惆怅，而且很愉快。 　　南京教授们做学问另有一套 以游戏心态来从事学术研究讲一个细节，是民国年间的词学大家龙榆生，他写了吴梅的事情。说，他经常从上海到南京去拜访吴梅。有一次印象很深，下午到了南京。吴梅叫了他的学生唐圭璋，是日后做词学研究很有名的学者。约了他来游后湖，而且带了自己的儿子，4个人租一个小艇。唐圭璋吹笛，吴梅父子两个唱他新近写成而且很得意的《霜厓三剧》，袅袅余声，绕云萦水，叫人有望之有神仙之感。一直到夕阳西下才回来，这是教授的生活。 　　汪旭初后来说，当年的这些教授们春秋佳日不断地遍游，乃至黄侃先生曾经跟人家说，此真花天酒地也。在樱花或其他花盛开的季节，在花丛下喝酒、聊天、谈诗、论文，这种生活让他特别怀念。所以花天酒地四个字传授意思，是因为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任教的中文系的老师们，有很多人能做学问，也能够写诗文。因此经常在一起登高赋诗、饮酒聚会。可是我想说的一点，能写诗、能喝酒的不仅是南京的，北京的教授们也会喝酒、也会写诗，他们也踏青，但是他们不宣扬。他们不会炫耀自己在做这件事情。 　　我读1934年到1938年的朱自清日记，发现那个时候清华的教授朱自清本人也经常联袂游山，也经常联句纪游，也经常喝酒聊天，但是他们不落成文字，不对社会公开。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似以传统士大夫的雅趣，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于南京文人的花天酒地，上海的左翼作家看不起，北平的京派文学家也不会这样，因为1930年代的中国其实局势非常微妙，我说弄不好大家会觉得你“商女不知亡国恨”。可是过半个世纪了，时间转化了，大家不知道又到了风和日丽的太平岁月，很多人说起来那才叫教授呢。那个时候的教授和今天整天去写论文，或者到处去讲课的教授不一样，所以人回过头来怀念那些教授生活。 　　这些教授们做不做学问？也做学问。但是南京教授们做学问另有一套，因为努力把生活和学问打通，以游戏的心态来从事学术研究。最有影响最容易说出来的是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那是用水浒的点将录的办法来评比当时的诗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联想。后来钱仲联又写了另外一个新的诗坛点将路。 　　这个说法我不说，我说的是这种把学问、人生结合在一起的那一种教授生活，五十年代以后国民政府败走台湾，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年首都的教授们因为跟前朝政治的瓜葛，就很不得志。这个时候五十年代初，南大的著名教授在比较北大和中央大学的学风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北大向来注重学术研究，我们中央大学是提倡古诗文的模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者造就幕僚而已。我能理解这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说了这么激进的话，但是里面有一句话是真的，相对于这两个大学或者是两个城市教授来说，同样是教古代文学，北京大学的教授把它作为学问，而中央大学以及中央大学后来，解放后的延续南京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他们更注重对古代诗文的接受、模拟。 　　程千帆先生早年招博士生的时候有一个说法，让你现场写一首七律，因为他的思路是，你不是研究杜甫、李白嘛，你不能达到他的水平，但起码有一点这样的鉴赏和写作能力，这样你才能谈得比较到位。这是程千帆先生重提当年在南京大学经历的时候说了一段话，我为什么做学问做得还可以，是因为我会写几句诗词，所以我体会比较深。这个思路和北京大学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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