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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

http://www.CRNTT.com   2011-11-28 14:51:12  


 
  一、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化与政治是国家建构中的两种动力,主要批评一下中国国家建构当中绵延已久的文化或者思想文化的决定论,要批评这样一种基本径路,而这种基本径路,和五四时期,在1952年批判运动和在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政治转轨到十字路口时都变成主导的国家建构文化思潮,对此我们要做一个清理。

  二、现代国家归属的三种文化类型:第一,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第二,由教化主导到理性建构;第三,从抵抗政治到政教张力。核心主持人已经介绍了,主要谈英、美、德、法、日、俄包括意大利他们建立现代国家如何凝结成了一个文化与政治互动的现代的积极的并且是理性的现代结构,推动一个现代理性国家的构造。跟着我要分析的两种扭曲性的文化类型:一个是中国,一个是阿拉伯国家。当然有一个引子,即亨廷顿《文化冲突》里所设定的儒教国家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他们联手。我不承认他们这种联手,但在国家文化类型里阿拉伯国家和中国代表着两种运用文化因素来推动现代国家建构的扭曲形态,我们来分析这种扭曲是怎么来的。

  三、分析文化与政治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交互性影响。这个交互性影响我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文化因素是次要的,政治自身因素是决定性的,因此一定要杜绝那些以谈论思想文化问题来偷换我们对现代国家建构当中政治问题的企图。这种企图左左右右的人士中非常普遍,不谈我们现在国家建构里为什么要分权制衡,为什么要多党政治,为什么要轮流执政,这些问题不谈,说这些是西方文化的东西,不是中国文化的东西,一下就把现实问题偷换成文化问题。我的分析是坚决杜绝这种企图,不要把政治问题、建构问题虚化为文化问题。

  四、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这里面我要特别分析古代史意识形态和近代史意识形态对于中国进行现代国家建构造成的双重重大制约。经过茅海建对鸦片战争的重新研究指出鸦片战争乃是一个虚构,根本没有三元里抗英斗争,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故事重述的结果,目的是张扬爱国主义,解构了近代史意识形态。近代史意识形态解构后我们会发现中西文化冲撞时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故事结构已经没有成立的理由,因而大家都可以在近代史的反省上认为中国要走上现代宪政民主国家或者民主的民族国家,这个我们都承诺了。但由于我们古代史意识形态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包括已经颠覆了近代史的意识形态,即在反帝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这样的叙述,领袖级学者还坚持古代皇权专制的古典专制国家,因而拒绝去挖掘我们古典国家当中具有现代文化支撑意义的限制权力的政治思维。最近在秋风、袁伟时、易中天等学者的辩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秋风的错误假设是在于思想文化能直接解决问题;袁伟时是我的老师之一,我很尊重他,但不得不指出,袁老师解构了近代史意识形态,没有解构了古代史意识形态,还是由郭沫若等一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历史学者建构起来的古代专制和现代民主的对立结构,来说明我们就是要告别古代政治文化才能建设现代政治文化。因而把古代史说得一塌糊涂,其实古代史既不是一塌糊涂,也非美轮美奂,但它的文化积淀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上确实带给我们要聚集现代国家建构重要资源的深厚积淀。这个深厚积淀一旦通过理性清理,将对我们建构现代国家发挥重大的动力作用。所以这个意义上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文化资源需要深度清理。1840年以来,我们为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为了建立一个自己的新国家,注意一个是对外抵抗,一个是对内重建,这两种力量导致了我们深刻历史误会和文化偏见。

  现在我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分析,尽量简短,最后会留下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做一个互动,请各位批评、质疑甚至痛斥。

一、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化与政治在现代建国当中作为两种动力的历史状态的分析。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审视现代国家,由于长期以来把现代国家当成经济新生力量运行的结果,也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导致的政体变革,因而现代国家建构审视的角度是有偏颇的。换言之,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造成了极其重大影响。大家知道德国贡献了两个对现代世界具有最深刻影响、对现代的自我理解发生最深刻、广泛而持续性的决定性影响的马克思、马克斯:

  一个是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有伟大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物质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在人类政体演变当中的强大动力作用。强大到什么地步?因为它把人们的利益推动变成了一个现实理由,而以这样的一个现实理由替换了曾经遮蔽在神圣天幕或遮蔽在“君权神授”的现实天幕当中的政治虚无幻象徐徐拉开,让我们看到了在人和神面目下掩盖着中世纪政治,让我们看到在神和人关系掩盖下的权力运作的正当性原来是受经济利益支配的。卡尔.马克思最伟大的贡献在哪里说也不为过。但卡尔.马克思没有真正看到一部人类史,尽管经济利益、经济生产方式对于我们的政治活动和国家的基本思维发生深刻影响,但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并不能够被溶解到经济因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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