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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

http://www.CRNTT.com   2011-11-28 14:51:12

四、如何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 　　先的问题要分析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与我们国家建构当中发生的扭曲性形状态之间的微妙观念，因而我们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时必须要高度重视解决国家建构中的历史文化传统阻力，这是第一个幅度所要强调的，为什么？因为强大的传统文化在发挥被现实激活的效力时，常常变成阻碍我们变成现代国家建构的障碍，比如晚清保国、保种、保教传统的兴起，这是晚清数十年的新传统，这种新传统直接来自于历史文化传统，这种新传统兴起后变成为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的障碍，这种新传统利用历史文化传统因素时，历史文化传统变成我们现代国家转轨的障碍，因而传统文化在被激活过程中是有一种双重危险性：历史文化传统流转成障碍，而现实为国家辩护的说辞也同样成为障碍。这双重危险通过晚清阻碍变革哪怕包括特别具有变革热心肠的慈禧太后，最后也被保守力量扭转到传统文化轨道而拒绝或者无能、无可奈何不能为晚清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文化资源。最经典的个案是慈禧太后非常热闹的在颐和园里修了一条铁路，但在数百大臣跪拜要求她拆掉这条铁路之下，她不得不把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拆掉。大臣们所代表的聚集国家转轨文化资源的保守力量，投射出来的传统历史文化对国家转轨的双重阻力和双重危险是多么可怕的事。 　　第二是在民国时期蒋介石撰写的国家理论和国家哲学《中国之命运》，我们不去追究是否出自于戴季陶之手，但这至少代表了蒋介石的国家理念，蒋介石把现代自由、民主、博爱，把现代竞争性民主政治，把现代资本主义竞争性市场经济骂得狗血淋头，远远超过今天中国的左派，甚至远远超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还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认为治国只有一个法宝"礼义廉耻"，蒋介石也是要建立现代国家，因为他在日本留学以后形成了现代国家理念，要以党立国，但以党立国的结果里传统文化因素之多，而受现代文化资源聚集的主观性转变能力之差，使得民国现代国家建构受到强大的阻碍。人民共和国时期也一样，对英明君主的盼望，对历届领导人的热衷，对于专断权力的仰慕甚至崇拜，对于分权制衡结构的现代政治制度和对竞争性市场经济基础上必须建立竞争性民主政治的拒绝，再体现出两种阻碍力量的强大作用。 　　正是因此如此，所以第四大问题的第二方面要特别强调告别国家重建中形成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这样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就是为了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而进行的文化尝试的结果。1840年来我们要建立现代国家，要塑造我们的历史，首先从被侵略的近代历史塑造起，这是为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文化资源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怎么塑造？中国也不错，明清时期就已经有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江南就有雇工劳动，而且规模大到数千人，如果西方不打进来，中国也会渐进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是顺接历史学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是先进的，我们也搞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是先进的，我们也要搞民主国家，但西方不能打我，我自己搞，只是慢一点，但我也可以搞，这是顺接近代史意识形态建构。与这种建构相应的，是逆接的抵抗政治哲学，西方人怎么能打我呢？我是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美国怎么好意思门户开放？八国联军为什么要打我？你们才多少年历史？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文化辉煌时，你们还是一个蛮荒之地，你打我是错误的，是荒唐的，是不符合道德的，是侵略的，是丑陋的，是下作的，是流氓政治的，因而现代国家都是侵略性国家。于是造成对现代抵抗性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建构：西方是坏的只有中国是好的。我们有一万个道德理由来抵抗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变，所以多次把我们对现代国家的抵抗当作可歌可泣的民族悲歌。 　　严格说来，鸦片战争通过茅海建的研究就知道是中国政府不遵守国际规则，因为当时中国的鸦片和英国进行茶叶贸易是两国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最重要的两种产品，中国早期大量的卖茶叶，英国人19世纪在全世界掠夺的黄金白银“呼啦啦”的流到清政府，当时广东人要吸鸦片，所以英国人一发现这个东西，就大量把东方生产的鸦片通过东印度公司转口贸易卖到中国，清政府的白银哗哗的流到英国。清政府就着急了，不管当初签订的《中英贸易协定》就派林则徐下去把鸦片没收并烧毁。我们仅仅讲经济规则，不谈政治规则，谈政治规则是可歌可泣的侵略和反侵略战争。从经济规则来说，中国人有教训可以从中可吸取。 　　同样，作为政治过程来讲，现代国家的转轨是被动转轨，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因此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先发内生的现代国家的打击，毛泽东当年陈述了这个道理，但现在所谓虚伪的爱国者们都不承认毛泽东这个道理了。说落后要挨打，打着你进行现代转轨，但打着的时候我们不服，拒斥了别人打我们时提供的现代国家转轨的基本理念，按马克思的说法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到掉了”，所以我们对西方全部抵抗。我们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理念是西方的抵抗哲学，我们又用马克思主义来抵抗西方的规范政治理论变成了我们国家的国家哲学，等于我们拿西方的反现代抵抗现代，我们再来抵抗现代，变成了对现代国家的双重抵抗，因而说我们现代的转轨是艰难的由此可知。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重新审视近代史的意识形态，但仅仅重新审视近代意识形态不够，因为我们建构近代史意识形态的同时就逐渐在建构古代史意识形态。 　　还有国家权力提供的强大思想维持力量，以致于人们习焉不察，很多聪明叡知的人都相援使用而没有意识到它受到古代史意识形态的自然捉弄。中国要抗击西方，我们有自然的萌芽，明清开始有了萌芽。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魏晋就有了萌芽。再经过研究，先秦就有雇佣劳动了。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太聪明叡知了，西方人18世纪搞出来的东西，中国公元前就有了，所以还有什么理由打我？我们充分的汲取这个民族足以在文化上自恋的资源，比如李约瑟及其团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津津乐道，成为古代史意识形态建构最重要的国外来源。我们国家一定要沿行着自己的道路往前走来建构现代国家的既定判断，这个既定判断是政治判断，意识形态判断，它变成抗击建构现代国家转变而激活传统文化资源的灵活性的僵化理念。中国古代所谓的皇权专制也有对自己皇权专制进行规范化的力量：由天道到人道，由君权到相权，由皇权主观意志到中华法系制度规则。尽管有例外，例外在于皇帝是正级国家，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个例外都不能有，但实际上，正级国家之下所有公民及其官僚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古典平等意识下，国家权力的总体规范性是足以维持的，尽管这个维持能不能将其命名为“宪政”我们还可以研究，但一定是一个规范状态。 　　第二，在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时要激活它，就不能够简单的将古典历史解释为皇权专制史，把现代史解释为抵抗政治史，我们一定要在这种解释里把古典的资源激活为现代限制权力的资源，把近代意识形态转变为一个中国与其它国家进行不对称政治博弈的必然结果，因而我们要寻求对称的政治博弈的国际格局，就必须要推进我们现代国家的政治转轨，这样才真正能够平等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国家之林，因而形成崭新的平等性的国家间关系的文化心态来推动我们建立现代国家，这就是结论，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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