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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话剧是辽阔的中国史诗

http://www.CRNTT.com   2010-09-29 13:36:48

3 　　改变　挖去“创作思想的脓疮”  　　“曹禺的第一次创作危机就发生在写完《家》之后”，《曹禺传》作者、曹禺研究会会长田本相告诉南都记者，从《雷雨》到《日出》到《原野》、《家》，曹禺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探索和自我超越。而1942年之后，他似乎用光了自己的“生活库存”，开始尝试抗战时期流行的历史剧写作。  　　田本相认为，曹禺最丰富的“生活库存”，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和没落的封建家庭及知识分子的生活。在改完《家》之后，曹禺似乎对他得心应手的这些题材已经挖掘殆尽了。另一方面，一开始就写出《雷雨》这样的作品，使他要再度超越自己变得很困难。  　　1938年曹禺在重庆首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与曹禺是天津南开学校校友，并在南开新剧团有共同的戏剧导师。1940年和1941年，曹禺创作的话剧《蜕变》和《北京人》先后在重庆演出，周恩来都看了，并找人在《新华日报》发文支持《北京人》。作家陈白尘曾回忆，当时国共双方都很重视争取曹禺，国民党方面由张道藩做工作，拉曹禺入党，被他婉言推辞了。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受此影响，曹禺决定写反映工人的《桥》。“《讲话》传到重庆，那时我不能全部弄懂。但我觉得应该反映现实斗争，应当去写工人农民。”曹禺到重庆一家私人钢铁厂调查了两周，创作了《桥》的前两幕，讲述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斗争的主题。田本相认为，《桥》这部剧作尽管对现实的思索更深刻，但是“当他又一次逼近现实，他在艺术上就粗糙起来，不如他过去的一些杰出的作品，这倒是很令人费解的。”  　　1943年曹禺远走西北，到敦煌旅行，为历史剧《三人行》和《李白和杜甫》寻找素材。尽管这次旅行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但这两部剧最终未能写出来。  　　在周恩来安排下，曹禺在两年后见到了来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  　　之后，抗战胜利，还在创作《桥》的曹禺受到美国国务院邀请，与老舍一起访问美国。他俩3月启程，上海剧演协会等文艺界同行举行了欢送会。  　　临走前，曹禺找到茅盾，请教他去了美国该讲什么？茅盾说，要讲文学是有社会意义的，不只是娱乐。后在美国他们见到林语堂，曹禺果然讲文学应当具有社会意义，林语堂当即起来反驳，谈文学“性灵闲适”的趣味主义，发生一场短暂的争执。  　　1947年1月，曹禺悄悄回国，经黄佐临介绍到文华影业公司工作。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给他很大心灵打击。国民党接受日统区的大员的横征暴敛，更让他对国民政府失望，并在1948年推出了他导演的电影《艶阳天》。  　　1949年2月，曹禺在周恩来的邀请下，由上海转道香港，前往北平。6月曹禺参与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2月即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此时曹禺的心情是极为兴奋的，他后来曾回忆：“那时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  　　万方曾说，父亲是一个感性远远大过理智的人，而且比一般人要突出许多。曹禺曾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雷雨》所显示的，是 我 所 觉 得 天 地 间 的‘ 残忍’……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写《雷雨》是一种感情的迫切的需要。”“《日出》里的太阳指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我不是一个太理智的人。”  　　曹禺是从国统区来的作家中，最早一个自我反省的作家。没有任何外力敦促，他主动要自我批判，“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挖去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  　　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艺报》第3期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了否定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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