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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话剧是辽阔的中国史诗

http://www.CRNTT.com   2010-09-29 13:36:48

“他去写个抗洪或劳模的剧本，跟他写《雷雨》或《北京人》，这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有难以跨越的鸿沟。他的创作不是这么写的，《雷雨》和《日出》是从他真心里流露出的东西。他永远无法从这种隔他很远的生活里，写出让他觉得站得住的东西。”万方说。  　　“我认为我父亲解放后的几部作品跟他之前的作品，确实完全不在一个水准上。可能很多人都认同这个看法。”万方说，写王昭君的时候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那时的曹禺仍然是一个完全被异化，被扭曲的人。“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回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万方说，这不是她父亲一个人的悲剧。例如晚年研究服饰史再也不写小说的沈从文，转向古文研究的曹禺大学同班同学钱钟书，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相似的际遇。  5 　　迟滞 “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  　　1957年“反右”运动起来的时候，曹禺没有受到波及。这一年他的好友吴祖光因为大鸣大放的言论遭受攻击，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禺立即做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加批判。“批判胡风”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胡风的文章。  　　多年后，曹禺对此事深感后悔：“我是对不起他的，还有其他一些朋友……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  　　“他批判别人自己也是胆战心惊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不写他也不能避免被批判”，田本相说，曹禺胆小怕事，而且一直在不断否定和批判自己。  　　“文革”中，曹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天半夜，他被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抓走，蒙着眼睛拉到通县那边。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过问此事，才被放回来。  　　之后，曹禺被关在单位牛棚里劳动改造，每天扫大街、清厕所、被批斗。作为弟子的梁秉堃，当时被军宣队指派为曹禺的班长。军宣队要求曹禺写认罪检查书，如果写好才能“解放”。曹禺的认罪书改了七八次，仍然不被通过。  　　梁秉堃记得，那时曹禺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他突然喊：“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  　　多年后，曹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文革”中，曹禺还曾在首都剧场的传达室里干过，结果被来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就把他调到北京人艺宿舍的传达室，分发报纸、传呼电话。万方记得，父亲被表扬过，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 　　曹禺曾经很羡慕他常遇见的一个胡同里扫地的老太太，可以浑浑噩噩地苟全性命。他说：“我羡慕那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1978年粉碎“四人帮”时，曹禺已是66岁的老人。恢复职务和地位的他，晚年社会事务极为繁忙。万方回忆，那时曹禺的头衔越来越多，电话天天响，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曹禺也什么都应承，有时候一天安排四个活动，包括接机、追悼会、见外国代表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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