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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话剧是辽阔的中国史诗

http://www.CRNTT.com   2010-09-29 13:36:48

与1935年辩解《雷雨》“不是社会问题剧”的时候相比，曹禺此时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自己批判《雷雨》是“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事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  　　曹禺开始动手修改旧作。1951年，开明书店邀他出版剧作选集，他借此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做了修改。修改后的《雷雨》，原本忍辱负重的侍萍有了斗争精神，见到周朴园就大骂“杀人不偿命的强盗”。周萍完全成了一个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鲁大海则被改写成一个勇敢有觉悟的工人罢工领导者。人物的“阶级本性”更加突出了。  　　曹禺的修改基本是按照周扬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雷雨〉和〈日出〉》来修改的。这次主动修改并没有获得好评，作家张光年等人就有批评。周恩来也不赞同，他曾说，《雷雨》之所以能站得住，就是因为“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  　　到了195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禺剧本选》时，曹禺又恢复了三部作品的原貌。“现在看，还是保存原来的面貌好一些。”曹禺在前言中说道。  4 　　困境 “明白了，但精神已经残废了”  　　日常事务日益增加。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任院长。  　　这年年初，周恩来总理找曹禺作了一次长谈，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已经5年没写出新作的曹禺提出，想写知识分子的改造。周恩来认为这个主题很重要，值得写。  　　1952年，曹禺在北京协和医院蹲点体验生活三个月，做了大量的调查，各种记录就记了20多个笔记本，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他建国后第一部剧作《明朗的天》。事后被称为是一部“勉强适应时代但真诚的创作。”  　　对曹禺来说，这次创作是十分艰难的。田本相说，曹禺过去写剧本，常常是先涌现一个人物，一个场面，逐渐地形成整个剧本的结构，没有事先预定的主题。写《明朗的天》就不同了，据当时一位记者记述，“写作之前，曹禺同志就明确了自己写作的思想意图，明确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在党的教育下进行思想改造。”  　　“文革”之后曹禺对田本相回忆写《明朗的天》时曾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怎么思想改造，我怎么写”。曹禺晚年已经明白，但他也对田本相说，自己犹如“王佐断臂”，“明白了，但精神也已经残废了”。  　　三年困难时期，所有剧团都被下达命令，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1960年，曹禺带著于是之和梅阡，合作写出了《胆剑篇》。《胆剑篇》当时也引来不少好评。但周恩来提出，这部作品没有让他再像过去那样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1961年，周恩来对曹禺提出，希望他能写一个具有新意的王昭君，歌颂民族团结。历来昭君出塞在戏曲中都是悲悲切切的形象，而曹禺要反历史题材而行之，塑造一个“笑吟吟的王昭君”。  　　当年夏天，曹禺就到内蒙去体验生活，为《王昭君》的创作搜集资料。因为“文革”爆发，直到1978年《王昭君》才创作完成。对这部话剧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不真实和过分美化。梁秉堃说，当时香港就有人批评，“这不是曹禺的作品，肯定是伪作”。  　　万方最近整理父亲的资料，发现60年代北京附近发洪水，曹禺还去写过抗洪。他留下了很多笔记，记录群众怎么抗洪，有些什么事迹，但最后没能写出剧本来。  　　曹禺一度还准备写一个劳动模范，是个街道小副食店的售货员。为了体验售货员的生活，曹禺跑去副食店给人打酱油打醋，最终也没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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