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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与中国城镇化进程之比较

http://www.CRNTT.com   2013-11-20 14:28:37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决于两个解放：农民工和土地制度的解放  　　荣剑： 你讲得非常好，我接着讲一下，秦辉的书我仔细看了，对于南非情况，我跟在座很多学者一样没有进行专门深入研究，但是对于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制度安排非常感兴趣，年初写过一篇关于历史的真相与和解的文章，举了三个案例：一个是韩国的，一个是中国台湾的，一个是南非的。对于历史问题的处理我提出四个原则：一个是真相原则，二是赔偿原则，三是和解原则，四是宪政原则。今年去韩国看了“5·18纪念馆”，回来写了一篇文章，下面要去台湾地区。秦辉这本书补充了我知识上的缺陷，对南非的经验有系统的阐述。 　　秦辉的价值立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这几年反覆讲低人权和负福利制度安排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中国经济匹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按照张五常的说法，“中国做对了什么？”经济的高速增长肯定和制度安排合理有关，如果没有合理性怎么可能发展得起来？所以“中国做对了什么”成了一个流行的说法，包括周其仁写了一本书《中国做对了什么》。对于“中国做对了什么”，张五常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他80年代的说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引进，这是最重主要的；二是提出限制竞争说。限制竞争是一个弊端，政府的竞争所导致发展的整个举动。这个解释我认为站得住脚，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发展个取决于两个“人治”，一个是市场的人治，一个是政府的人治，这两个人治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到了2010年或者2011年以后，大家感觉到中国模式发展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解释。华生写了一本书，我赞同他“中国还没有做什么”的说法。从“中国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没有做什么”可以看出现在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秦辉所提出的南非情况，联系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会发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决于两个重大要素的解放——一个要素是农民工的问题，农民身份的转化问题，农民进城了；一个是关于土地制度问题。土地制度的转换，由集体土地实际上是农民的土地成为国家的资产。这两个要素的解放，给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而怎么来评价这个状态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它的不合理性、对农民盘剥是另外一回事。如此就面临着秦辉这本书所提到世俗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冲突问题，秦老师在书中提到自己跟杨立华老师说的在事实判断上不一样，价值判断上是一致的；跟姚洋在事实上判断上是一致的，在价值判断上是不一致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你们在个别对话中所出现的问题，我认为是整个知识界对一个相同事实状况的评价。对国家主义者来讲，包括华生的一些看法，认为农民工制度不仅是福利问题，而且是负福利问题，同时要解决由于迁徙所带来的巨大能量，包括土地问题，都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的确是一个核心要素。如果没有这个情况，如果在80年代就解决土地转换问题，即土地权利归农民所有，中国的经济也能发展起来，但达不到这个程度，因为整个公共产品没法通过国家所掌握的资源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这样的话，我们对土地和农民这两个生产要素的解放，会有一个不同评价，对国家主义者来讲这是一个必要条件，需要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没有农民做出巨大的牺牲，中国没有发展，有发展也达不到今天的程度，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近30年所形成的生产配置的资源方式，解决了一大部分农民工的身份转换  　　我考虑这个问题跟秦辉完全批判性视野有所区别，秦辉完全从低人权角度，带有一种批判性的、价值质疑的角度出发。而我因接触的朋友都是资本家，他们的“富”也是在这30年内解决的，原来没有任何资源、没有任何背景，像绍兴的一个人初中毕业，现在是几百亿的身家。这需要解释，中国制度安排，我认为在历史上，如果再说远一点，有三个制度来解决：一是顶层流动渠道，这个渠道是自汉以来打天下坐天下，秦老师研究历史都知道，解决了身份转换，这是一个。第二是科举制。第三是这30年所形成的生产配置的资源方式，解决了一大部分农民工的身份转换。这种转换之巨大是世界难以想象的。 　　某次论坛上，尹明善讲，“我到美国去，他们问我财富积累需要多少代人，我说20年。”他们很惊讶“20年！那你们的制度安排很好。”这就讲到张五常那里去了，他们说中国经济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制度。除了从劳动角度来说，从价值实现来讲，这种制度安排不仅是权贵资本不当攫取利益、资产不断庞大的过程，同时也是民间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 　　这个制度安排出现了什么样的格局？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解决了就业的问题，包括马云、李彦宏以及很多地产商。从量的比例上来看，我认为民营这块更大一些。这是我们评价这30年经济发展，这种经济模式必须考虑的一个事实状态。这有可能是我跟秦辉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不完全是看问题的局限性、不正当性、非法性，而是在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进步。 　　当然说到阶层固化问题，现在的富二代所出现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但还只是比较少的一部分，大量有几百亿身家的，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按照东亚企业家的传统经营模式处理他们的财富，会自然解决，包括钱多以后会调整自己的道路。我现在有一个判断，民间道德水平远远高于官家，这是毫无疑问的。民间的道德自我修复能力还是存在的。 　　秦辉所说的领域——低人权负福利的制度安排。我认为整个社会到2012年才突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是有问题的，这个发展是有问题的。所以从我的感受、判断上来讲，我认为2012年是观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之窗口，在这一年大家突然恍然大悟：发展有问题，需要调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南非问题，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有制度安排能不能移植到中国来，我抱很大希望。刚才钱老师也讲了中国没有曼德拉。南非的转型与曼德拉这样前所未有的、在全世界享有广泛声誉的政治领袖、有一个非国大的组织在那里安排有很大关系。韩国也是这样，在整个转型里，金大中用5年时间就把旧制度颠覆掉，这得具有多么大的领导力。公民社会的人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包括佛教都走上街上去，最多时有上千人上街，5000名教徒签字。说得极端一点，自焚的有20人，也有剖腹的。这种公民个人与公民社会的建设，包括政治团队领袖巨大地推动社会转型。台湾地区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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