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曾策划及推动不少港台交流的活动，目前还哪些方面可以做？
梁振英：香港和台湾的互动很多，在文化方面、政府的工作方面，包括在台湾水灾之后，我在拜会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吴敦义先生时他也有提及，香港在处理风灾、雨灾方面有不少经验，由1972年的6.18风灾开始近四十年，香港在有效处理风灾、雨灾方面累积了相当多的经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港台之间在很多的方面都可进行交流和沟通，双方可以通过交流相互学习。
另外，比如台湾有县和市的划分，每个地方都有属于当地的管理班子，专门管理当地的民生问题；香港也有十八区，但我们在当地就只有民政事务处，民政事务处只是负责统筹和连络工作的部门，所以香港在地方管理方面还可以和台湾多做交流，多多学习。
我再举一个在环保方面例子，台北市的垃圾收集做到了“垃圾不落地”，垃圾车来了，铃声响起，大家一听到，一只手就拿着家里的垃圾下楼，另一只手就拿着厨余。厨余不能丢到垃圾袋里面，必须分开处理。一方面垃圾袋要做到“不落地”，厨余则用另一个容器盛着集中到一个大桶里运走，用作饲料或肥料。香港今天的厨余几乎是全部混合在家居垃圾里面一同倒掉的。因此，今天台湾的市政卫生方面已经做得比香港好。在这方面，台湾人的意识、政策和执行情况都比香港好。
我们都是中国人社会，饮食文化方面香港跟台湾比较接近。在两岸四地、中国人社会里，厨余和垃圾处理上台湾做得比香港成功，值得我们学习。
记者：香港三个堆填区都快要爆满，港府打算兴建焚化炉解决固体废物的问题，您认为香港应建焚化炉吗？还是应该参照台湾处理废物的方法？
梁振英：这不是政府的选择，而应该是人民的选择。每个香港人都应该从自己做起，少一些产出固体废物，处理好厨余。城大每天产出五公吨的厨余，这是很吓人的数量，因为学校有两万四千个学生，加上四千多个教职员，共两万八千人，他们在大学里面每天吃一顿到三顿。于是城大决定推出“零厨余计划”，决定付费请来工人，将厨余跟垃圾分开，之后由一家收费的鱼粮公司将厨余运走用作鱼粮。如果我们把厨余直接当作垃圾一般运走，这是免费的，但城大依然推行计划，反映出一个问题：一所大学是否愿意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出钱保护我们的环境？
正如刚才我提到的，你可以决定不出钱买处理厨余的机器，直接将厨余跟垃圾混在一起丢掉，但这是不太负责任的做法。因此，问题还是出于人身上，与其说港府需制定何种政策的话，不如直接从个人做起，包括：一，将厨余分开，减低垃圾的厌恶性；二，将垃圾的量减少。这样就能解决问题。
还有在回收方面，我看到香港的垃圾回收箱里什么类型的垃圾也有，无疑于一般的垃圾桶，这也反映出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应首先问问自己应如何宣扬处理垃圾和做好香港人这种新意识，尤其是针对年轻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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