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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说，对可以参与到两件国家大事感到很光荣。 |
记者：您作为香港的知识精英，参与了香港的回归设计，贡献很大。回归之前，“亲中人士”是受到很大压力的，您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请您谈谈您的心路历程。
梁振英：这是很大的光荣，我经常在想，英国有句话叫“if you were run over by a bus”，即是说如果你被巴士撞到，在你弥留期间，生命到了最后十几秒时间，你会想些什么呢？你会想你的父母，太太和子女。除此之外，你还会想什么呢？你会想你的人生到底做了些什么，我就会想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香港回归中国，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碰上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我确实认为是躬逢其盛。
作为香港人，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国家也对我们予以信赖，叫我们帮忙。回归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年轻，对于有机会为回归出一分力，觉得很光荣。蓦然回首，那时候还做出一点成绩，在1982年中国提出要收回香港的时候，很多人都有种种的顾虑，很多人移民外国，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我们这些没有外国护照，没有居英权，子女都是在香港出生又都没有拿外国护照等等的人，后来事实证明我们这些人都是挺有眼光的。
第二件事就是碰上国家的改革开放，我在1978年时到内地讲课，香港的工程师、测量师、会计师和律师等等去给内地城市做规划。深圳在1978年的第一个城市规划就是我们做的，当时连地图都没有，整个深圳都没有汽车，当时我们问深圳市政府：“你叫我们做深圳市的规划，这个目标人口是多少？”他说是三十万，我们不相信，质疑要去哪里找三十万人到深圳住，但深圳现在的人口却有一千万。
我当时做规划，深圳只有一条从东到西的路基，也就是今天深南路的路基，深南路也就是主干道。深南路当时是军用巡逻公路，但也没什么军车使用，更加没有其他汽车，我们当时就用那路基做规划。我们当时做的人口指标就是三十万，所以我就经常跟深圳的朋友开玩笑，如果深圳哪天下大雨，水浸或者是大塞车的话，全都是我们害的，因为我们当时的规划是三十万，不是一千万。
然后国家在1988年修改宪法第十条，让城市土地的使用权有偿转让，接着上海和深圳在1988年第一次卖地，我说要“公平、公开、公正”，因此公开招标，中英文标书都是我负责起草的，这当然是义务工作，当时上海也付不起顾问费用，除了起草之外，整个过程也是由我主持。所以整个中国大陆在修改宪法后，最初三次的土地招标，包括上海虹桥开发区、上海拱北和深圳的招标都是我负责的。然后，土地使用权在市场流通、转让令国家城市有了新的动力。
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我接着在1988年就着手做住房改革，人民的住房条件比以前亦有大幅的进步。
回头看，这些也是躬逢其盛，对于能够参与这些事，我觉得很光荣。人生匆匆几十年，碰上两件大事，两件大事我都能参与其中。所以其他朋友问我是否EQ特别高，你就当我生命只剩十几秒，我都是在想这些国家问题，其他人在旁边指手划脚，这些根本不会在我脑袋里出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