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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左三)与中评社高层合照。社长郭伟峰(左二)、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评论学术顾问刘乃强(右三)、副社长王平(右二)、常务副总编辑陈耀桂(左一)、副总编辑罗祥喜(右一)。 |
记者:当前香港社会热烈讨论“国民教育”,部份人认为是“洗脑教育”,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负面情绪的?
梁振英: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二十多年前购于美国的,当地中学公民教育的教科书,我经常拿给香港朋友看,想要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公民教育,什么是公民课。
公民教育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与国家、与政府之间关系,如果将这本美国公民教育课本的内容转变一下,成为香港的国民教育的敎材,我相信香港还是会有人说特区政府想对学生进行“洗脑”,但美国的教科书就是这样写的,不但美国如此,菲律宾和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我觉得,即使我们不谈“一国两制”,就算是“一国一制”,我们一样有责任让我们的学生和下一代认识我们的国家,认识我们的国情,这是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首先责任。“一国一制”时要做国民教育工作,“一国两制”时更加要做。我们都了解香港本地的制度,可是在同一国家下,另一面的制度我们也有责任去学习和了解。
如果我们不在学校里有比较组织地去学习国民教育,在毕业之后便更难有机会去学习。容我大胆讲一句,过去在没有国民教育时,我们香港是“习非成是”的,习惯了过去的一套,就不去改变,所以我认为我们是应该做国民教育的。至于有关教材的内容等,大家都可以慢慢讨论,但国民教育肯定是要做的。
记者:2017普选快到,香港会否越来越政治化?香港民主步伐加速,政党政治发展很快,那对香港的未来是有利还是有弊?
梁振英:我想普选和政治化不一定有关。普选有一定的好处,但我们要做好普选就有其他考虑。普选行政长官,这个行政长官如果有一定的认受性的话,对政府施政有一定好处,但现在至2017普选行政长官,我们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一个行政长官由1200人选出,和由全香港的选民选出,不只是过程,而是选举的政治意义和结果,在这方面,我们都要做准备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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