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之理”（principle of actualization）又名“存在之理”（principle of existence），它跟“形构之理”（principle of formation）之间的区分，对于瞭解中、西文明的差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必须在此细加析论。本书将中、西文化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国的文化系统源自于《易》经，西方文化系统源自于《圣经》和希腊神话，这两种文化系统各有其“存在之理”与“形构之理”。牟氏说：宋明理学是一种“存在之理”，这是正确的。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没有“形构之理”。
“中西会通四圣谛”书系的第一部《超越与实在：牟宗三的科学观》很清楚地指出：道家解释《易》经，早已发展出一种李约瑟所谓“有机论”的科学（organic science），跟西方文化中发展出来的“机械论”科学（mechanic science）并不相同。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个不相干的议题，然而，牟宗三在他的大论述中没有正视中、西文化系统的根本差异，结果却可能使港台新儒家蒙受无法继续扩展之“苦”。
4、刘述先说“理”
另外一位“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刘述先（1934-2016）在《朱子哲学的发展与完成》一书中，从思想史的角度，回顾朱熹一生治学的历程（刘述先，1982）。该书指出：朱子求学，从“未发工夫”入手，在“中和万说”阶段，经“己丑之悟”有了新的体会，而作“中和新说”。朱子先完成〈已发未发说〉一文，再修改成一篇精要的〈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朱子说：
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此则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徳然也，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己觉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荘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也，无不中节矣，此是日用本领工夫。至于随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为本，而于已发之际观之，则其具于未发之前者，固可黙识。故程子之答苏季明，反复论辩，极于详审，而卒之不过以敬为言。又曰：“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盖为此也。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阙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文集卷六十四)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朱子的呕心沥血之作。然而，朱子一生治学所要彰显的儒家精神究竟是什么？它对现代华人又有什么意义？刘述先受到西方哲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的影响，认为人必然会有某种终极的关怀（ultimate concern），他因此而对宋儒所提的“理一分殊”重新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在他看来，超越的“理一”，是贯通古今中外的，但它的表现则依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不能抹煞“分殊”层面的差异。譬如先秦的孔孟、宋明的程朱陆王、以及当代新儒家，他们思想学说的建构与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均不相同，但都归本于仁义，并注重对生生不已的天道和悲悯恻隐之仁心的体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