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的想绞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历史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作品集》，第25卷，台北：远流出版社1986年出版）
傅斯年（1896-1950）是山东聊城人，幼年丧父，由祖父及母亲抚育成人。1909年就读天津府立中学堂。1911年，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翠结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四年考试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傅氏身材魁梧，性格豪放，有领袖气质，这件事过后，与胡适成为莫逆之交。
然而，傅斯年之所以出面支持胡适，是受到当时学术风潮的影响，并不是他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真知灼见。当时中国学术盛行的是以“实证主义”作为中心思想的“科学主义”（Kwok, 1965）。胡适到美国师从杜威的“实验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所谓的科学精神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切都要“拿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来，就是“不科学”的，就不值一提。傅斯年判断：“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所以傅斯年决定出面，“仗义相挺”。“这一条路”就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的道路。可是，“这一条路”也让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不出下卷，不能对中国哲学系统的“知识型”作出完整的论述。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随着“科学主义”旋风而掀起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把“五常”当作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把它们等同于西方启蒙时期所排斥的“形而上学”概念，应当一律予以拒斥。举例言之，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二年，即1920年，便去欧洲，在伦敦大学学院研习三年半后，转赴柏林大学游学。在六年半的时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研读包括实验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在柏林大学后期才开始阅读比较语言学并学习东方语言。
1926年10月，傅斯年得知北伐成功而回国，并接受中山大学之聘，于1927年任该校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并兼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之主任。1928年，他积极筹画并负责创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该所筹备处的名义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着史；着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畴，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证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依此而提出了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标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