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早年到英国留学时，受教于著名的波兰裔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马氏是功能学派的大师，要求学生进入田野从事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工作时，必须采取实证主义“主/客对立”的态度，考虑社会及文化建构具有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的那些功能，不必探讨文化理念的实质意义。
这种观点跟另一位人类学家Redcliffe-Brown所主张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正好相反。后者强调：必须考量社会建制跟整体社会运作之间的关系。马林诺斯基的研究策略或许可以用来研究原始社会，但要用它来研究底蕴深厚的华人文化，就显得有所不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费氏曾经被打入牛棚，不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79年中共采取“改革开放”政策，费氏受到重用，一度出任政协副主席，在大陆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时代，他宣称自己所做的学术工作是“志在富民”，晚年则一再强调中国社会学者必须要有“文化自觉”。
他逝世之后，周飞舟（2017:147）写的一篇文章，很清楚地指出他晚年思想的转向。1984年，费孝通写过一篇〈武夷曲〉，称自己对理学和朱子“自幼即没有好感”。在1989年的另一篇散文〈秦淮风味小吃〉中，费孝通还语带讽刺地说：
试想程朱理学极盛时代，那种道貌岸然的儒巾怎能咫尺之间就毫不踌躇跨入金粉天地？……时过境迁，最高学府成了百货商场。言义不言利的儒家传统，在这里受到了历史的嘲笑。……我倒很愿意当前的知识分子有机会的都去看一看，这个曾一度封锁我们民族的知识牢狱。（费孝通，1989：p271-274）
1989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十年。在那个时代，费孝通还保有本书第一章所说的“五四意识形态”，认为“言义不言利”的“儒家传统”是“曾一度封锁我们民族的知识牢狱”，也因此为传统书院改成“百货商场”喝采叫好。可是，到了2003年，他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态度，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