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通令全国尊孔读经，激起了一波“新文化运动”。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对日本妥协，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北京学生立即上街头抗议，新文化运动也迅速转变为一场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作为主要诉求的爱国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知识界其实已经处在一种文化危机的状态中。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前提之下，为了扫除政治和社会上的弊端，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许多知识菁英企图用“西方文化”来反对“传统文化”。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之下，大多数青年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作新偶像顶礼膜拜，新文化运动越演越烈，“吃人的礼教”、“打倒孔家店”变成喧腾一时的口号。尽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并未全面否定传统，但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却演变成为“全盘反传统主义”（林毓生，1972/1983）。
五四时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不瞭解欧洲启蒙运动的根本精神，是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宗教形上学，而用当时西方流行的“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跟着反《易经》的形上学，完全不瞭解《易经》和《圣经》在中、西文化系统的重要位置。当时主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以钱玄同为首，掀起了一阵“疑古”的风潮。在“科学主义”风行的时代氛围里，他自称“疑古玄同”，对于史书上的记载都要抱持怀疑的态度，细加考究，更不要谈史前的传说。当时主张“全盘西化论”还发生了一则著名的故事：
1917年9月，27岁的胡适由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和中国哲学史。胡适留洋七年，又是哲学大师杜威的高足，讲授西洋学问，没人敢说什么，但是他教中国哲学史，情况就不一样了。
胡适回国后，用了一年的工夫，将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但是这本书的下卷，却是终其一生，未见完成。
以这样的背景视域讲中国哲学，当然会引起北大学生的非议。在他之前，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教师是陈汉章。他有“两足书柜”之称，上课时通常是引经据典，从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一路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在讲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时候，却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将远古时期“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纪载，一律摒弃不谈。在开篇〈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中，以《诗经》作为说明材料，从西周覆灭前的周宣王讲起。
如此一来，号称有五千年的中国史就给截掉了一半。消息传出后，许多师生斥之为“胡说”，有些态度激烈的学生甚至鼓动闹事，准备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走。当时傅斯年在北大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有人邀请他一起前往听课，傅斯年在课堂上几次向胡适发问，而认可了胡适的回答，风潮才逐渐平息。后来胡适回忆这段经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