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吴秋北认为，政府必须首先从施政理念和方针上做出改变。（中评社记者摄） |
吴秋北：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两者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我认为，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改善民生。香港经济发展传统上一直靠“四大支柱产业”（旅游、金融、专业服务、贸易），占香港近七成的GDP以及约六成劳动人口。但如今四大产业优势渐失，我们不能再依赖这些支柱，更不能只靠金融和地产支撑经济增长。香港经济结构过于单一化，急需做出调整。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在金融海啸之后提出六大优势产业，包括检测和认证产业、医疗产业、创新科技产业、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产业。可是，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六大优势产业的发展进度并不理想。新一届政府必须要有所作为，推动产业的多元化，寻找新的经济成长点。
香港现在面对的矛盾是，经济成果不能惠及市民。以往相信“滴漏效应”，做大经济的饼，劳工基层能够受惠，但近年的经济发展，劳工基层却未能分享成果。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施政理念，“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在实际操作上已经变成自由放任的经济，当我们希望政府有所作为的时候，就被理解为希望政府亲自投资，这种思维很僵化。
从最新数字上看，香港2011年的GDP比2008年增长超过9%，但同期实质工资指数只增加了约2%，如果不是因为制定了最低工资，更可能出现负增长。可见我们的经济成果未能惠及市民。另外，中大亚太研究所2011年所做的民调指出，过半数的市民认为现时的生活素质比回归前还差，可见施政理念会影响市民观感，执政者对此应该有所警惕。
我们工联会的研究结论是，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一同考虑。国家“十二五”规划中，亦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顾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可见，政府必须首先从施政理念和方针上做出改变。所以工联会一直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以就业为优先考虑。梁振英前两天到工联会，也提到优质就业和优质生活的问题，要因应地区的特色发展区域经济、桥头经济，这也是我们工联会所强调的。
过去政府在劳工政策、福利政策方面表现逊色，在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上均未做好。在首次分配方面，要让劳工从经济发展中分享成果，订立最低工资之后，还需要标准工时作为配套。在再分配方面，要透过社会、福利政策保障基层生活，提供安全网，制定社会政策时要考虑社会流动的因素。发展经济与民生并不是对立的，不是零和游戏，很多研究都表示，改善民生，有助于营造和谐社会，对营商、投资有利。
梁振英的施政理念十分清晰，回应了香港社会的需求。我建议新政府上任之后，立即着手处理与民生相关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应尽快着手制定长远的社会政策。一方面尽早凝聚社会共识，加快落实速度；另一方面让市民对未来重拾希望和信心，有助团结社会和缔造和谐。
陈坤耀：吴秋北提出产业多元化的问题，其中障碍和困难是什么，是资源所限、优势所限，还是政府政策所限？我们还要思考，为什么香港经济成长得这么快，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70年代，香港通过就业降低了坚尼系数，为什么现在经济成长反而会造成巨大的收入差距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深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