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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谦指出,政府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一定要扮演一定的角色。(中评社记者摄) |
何永谦:我想在这里讲“一个过程、两个概念”。在协助梁振英撰写政纲时,十一份政纲中,花最多功夫的就是经济政策。其他政策在跟有关界别的人士谈一两次后,内容就大概成形,就算大家有不同意见,只是政治立场不同而已,一般来说讨论两、三周后便可撰写初稿。但经济政策却不行,我们与不同界别的专家谈过,足足花了两个多月初稿才完工。在经济政纲内,我们建议新一届政府要“成立跨部门的经济发展和统筹发展策略的机构”,进一步集思广益。我希望在此次论坛上听取更多专家的意见。下面谈“两个概念”。
一是政府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一定要扮演一定的角色。我在70年代加入港府工作时,从来没有在内部会议中听说过政府应该“不干预经济”。事实是,港府过去一直都在干预。以工业为例,如果不是政府的土地政策,当年何来将军澳的重工业发展?以前政府清楚知道,土地发展可以带动经济及都市发展,所以成立一个高层的跨部门土地发展政策委员会,也有很积极的政策推动工业发展,从来没有“不干预市场”这个概念。在居住方面,1954年成立房委会,1973年成立新的房委会,为香港一半居民提供居所,建了很多公屋和居屋。港人治港落实后,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位高级官员说,为什么政府要积极干预房屋市场?我当时听了很吃惊。也就是说,过去十几年,政府才突然改变了自己在经济发展上的角色,着重“大市场、小政府”,尽可能不干预市场。
过去十多年,香港的经济增长输给东盟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这个数据令我们伤心。可见香港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我们认为,是政府的角色出了问题。梁振英的政纲里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相信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需要扮演一个角色,但这不意味着政府要“代替”市场。大家都知道,市场是一个很有效的资源分配机制,但是政府可以扮演推动或辅助的作用。
第二个概念是“创富”和“均富”之间的关系。传统上似乎认为两者是矛盾的,事实并非如此。我说一个数据,过去几年,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率与开支增长率和经济发展速度,出现很大的落差。开支增长率落后于经济增长率,而收入增长率则远远高于两者。2003年至2010年,政府开支总额增加22.6%,GDP增长41.3%,财政收入增加了80.7%。其中,2008年至2010年,开支减少了2.9%,GDP升了1.5%,财政收入增加了18.4%。2005年至2007年,开支增加了0.7%,GDP升了19.9%,财政收入增加了45.1%。换言之,政府自2003年之后,年复一年的盈余,但却不愿意增加经常性开支以改善服务。2011年至2012年,政府派糖600多亿,盈余600多亿,也就是说,如果不派糖的话,盈余竟有1300亿,而全年支出仅2300多亿,不合乎比例。
由此可见,香港政府无需加税,也有足够财力改善民生、增加福利。房屋方面,政府建了这么多公屋、居屋,但近年从未花费一毛钱的经常开支,纯粹是拨地给房委会,然后靠居屋赚的钱补贴公屋,这个模式很成功,可以持续。政府的津贴主要花在教育、医疗和福利方面。福利开支其实花的钱很少,举个例子,我们了解到,仅仅每年多用20亿,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社会福利服务不足的问题,包括安老院的轮候情况。可见政府绝对有财力改善民生,而不需要大幅加税,打击营商环境。
陈坤耀:港府的财政收入为什么增加这么快?主要是三个来源:一是房地产印花税,二是股票印花税,三是商业利得税,利得税非常集中,十几个财团负担了香港大部分利得税。可见香港财政收入之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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