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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勇说，现今市民的生活，肯定比6、70年代幸福，经济指数提升，为什么开心指数下降呢？我认为是管治理念出了问题。（中评社记者摄） |
陈勇：我来自社区，不讲理论，或许我便表达一下一般街坊朋友的实际感受。今天我们讲怎样平衡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两者虽然在经济学上可以统一，但是在香港现实社会里就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之一，香港人均GDP增加很多，经济增长数据亮丽，但是小市民每月收入所能负担的“医”食住行（不是衣食住行，因为衣服可以很便宜）实际却有所下降。这一反差，将造成香港未来不稳定的因素增大，比经济泡沫的伤害更大。
我在基层看到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阶层之间的矛盾、官民之间的矛盾──都不断在增大。其中官民之间的矛盾上升，我们做议员的切身感受最清楚，只要媒体镜头一开，最保守的议员都会骂官员，仿佛骂得越大声，民望就会上升，有时甚至不管骂得对不对。这正正是香港“官不聊生”的原因之一。
现今市民的生活，肯定比6、70年代幸福，经济指数提升，为什么开心指数下降呢？我认为是管治理念出了问题。回归前港英政府不干预，仅仅是选择性的，有某些方面甚至比社会主义国家还积极例如土地政策包括楼宇及居屋兴建等，另一个例子就是把边境土地设成禁区。曾经有个港督晚上到边境巡视，看到一边高楼大厦且灯火通明而另一边漆黑一片，他就赞叹资本主义好，可是副手赶快告诉他，你弄错了，高楼大厦灯火通明那边是深圳，其实什么都没有的这边才是香港。当时的管治者究竟是什么心态呢？港英政府规定紧贴深圳的土地不许动，把那里变成无人地带，背后的想法是，准备随时跟解放军打仗，那片地方要当成战场，致使新界这片宝贵的地带长期不能释放。回归十多年了，现在很多官员却仍然有同样的心态，他们不能阻挡发展的潮流，却通过行政手段（比如咨询工作）拖慢发展进度。比如莲塘新关口，深圳十年前已经规划好怎样与香港结合，但是香港至今才收地规划。李光耀先生曾说，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如果有足够大的拖船，愿意把新加坡拖来香港。可叹香港部分官员却人为地绑死自己，或因各自的政治理念，从内心深处不希望融入大中华经济圈，“积极”地保持“河水不犯井水” 的心态，这完全无助于香港的发展。
刚才有学者提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其实社区大部分居民，都在做实体经济。香港不能只靠金融，必须重视本土经济、实体经济中实在有很多值得发展的项目。以“边境经济”为例，我们北区有很多“水货客”，他们其实可以做到赚钱养家，但政府并没有规管，如果能够引导一下，例如别让黑社会介入或划地规划，就能解决不少就业问题，很多人亦会变得没有领综援的需要。另外，香港很多老人家拾纸皮，这些纸皮收集成本很低，不少被送去广东省的造纸厂，部分被制成好些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包装盒，这也是一种经济体系，无奈环境局并不重视，不顺势而行，反去搞焚化炉。再例如，西贡的渔农业，悠闲经济已经发展得非常火红，却得不到政府大力支援。经过一班议员争取，政府最后才迫不得已花钱扩建码头和海鲜街，可其他什么都不管。这种基层经济体系可以养活很多人，而且不受股票市场影响，政府要做的是拆墙松绑，这就可以有很多街坊受益。香港的渔民每年均会得到中央政府的燃油津贴，要不，渔业可能亦会式微。如果到海外捕鱼不幸被别的国家抓走，中国驻外使馆会帮忙解救，黄容根立法会议员也常常到各地提供协助，但常常找不到特区有关政府部门帮忙。台湾政府扶持渔民，海军提供保护，政府帮助渔民制造铁船，让台湾渔民出远海抓金枪鱼──鱼中的黄金。反之却很少见到香港政府帮助渔民。以上种种，都没有很高深的理论，但是这就是民生，在社区里发生着的实体经济。只要基层市民可以养活自己，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只要没有被大企业大商家逼得走投无路，就能得以满足，香港才会得以稳定，之后才能发展虚拟经济，方能成功平衡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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