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新的表述是关于所谓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到底双方当初是不是达成协议，说中国大陆一定会采取和平的方式，必须采取和平的方式？第二个就是关于现状的定义，到底现状是什么？到底这个现状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的地位又是什么？所以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上是核心的问题、最敏感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现在双方进入了一个非常实质的地方，就是到底未来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一些处理方式，比如像双方的官方接触到什么层次，双方的军事合作到什么层次，这些又如何回到当时建交的情境里去加以厘清？当然事情会一直发展，当时的情况也不必然一定要沿用于现在。但问题是，如果当时所定义的情况现在要加以改变，到底对谁有利？到底改变的结果会使得台海更加动荡，还是更加和平？这些问题可以去思考。
显然中美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谈，但是台湾问题似乎变成了对中国大陆来说是不可妥协的一块。对于美国来说，能够松动的空间也很小，建交之前就是这样，到今天还是这样子，所以怎样让双方的各说各话能够形成某种护栏，就变成考验未来中美关系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当然一个棘手的马上会碰到的问题就是赖清德要访美，美国要怎么处理，就牵涉到大陆要怎样回应，我们谈选举的时候可以再进一步阐述。
中美关系的最大影响在于各自内部的因素
最重要的是，我也同意刚才赵春山老师所讲的，中美关系的最大影响在于各自内部的因素，比如现在大陆的经济情况不如预期。其实现在的一些公共讨论不见得客观准确，因为大陆的经济情况不如预期是说大陆的经济发展程度，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但如果比较其他国家，大陆的经济成长目前为止还不错，大概还是有4%至5%之间；但是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是因为大陆现在经过疫情之后，停滞了一段时间，现在需要迸发式成长，才能解决社会经济转型的问题。可是现在没有看到迸发式成长，其消费、投资等等都出现了很明显的限制。因此大陆经济成长的需要会影响对美国的应对方式，大陆还是希望美国、欧洲的企业能够持续对大陆投资，能够继续购买大陆产品。要达到这两个目标，大陆跟美国、欧洲的关系就不能搞得太僵。所以大陆内部因素当然是大陆的一个局限。但另外一方面，也同样是为了内部合法性的因素，大陆也必须满足国内一些鹰派的口味，所以在对美国的言辞方面又变得很重要；就是说实质上大陆需要维持双方斗而不破，还有一些合作的空间，但是在形式上又不能够示弱让步。所以怎样去把握这两个要求之间的平衡，就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应对方式。
美国是因为共和、民主两党的竞争，特别是鹰派当头，选举马上要到了，特朗普要回来了，所以拜登也不能示弱。拜登一方面必须要跟大陆关系和缓，为美国经济创造更好的外在环境，同时也是维系住盟友对他的期望，因为美国的盟友不希望美国直接跟中国大陆冲突，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满足国内鹰派，所以这两方面的要求都要去平衡。而且这种平衡工作越来越困难，因为说给国内听众听的，对方都会听得到，所以没有一个祇说给国内听的环境。因为说话都要考虑到对方的想法，所以双方的沟通又变得更加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