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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950-1961年度“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资送出国进修人数 |
中评社╱题：美台教育交流及其政治影响分析（1979-1987） 作者：包圆圆（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美国丹佛大学访问学者；刘澈元（桂林），通讯作者、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桂台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后直至“解严”前（1979-1987），教育援助金额在“美援”中占比巨大，此一时期的美国对台援助经历了军事-经济-教育三个阶段。通过分析美对台教育援助的重点领域与台湾政治人物和社会精英的培养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教育交流是美国对台施加政治影响的重要抓手，广泛而深入的对台教育援助为美国在台湾岛内培养出了大批亲美精英，他们成为台湾社会决策层幷掌握话语权，从而形成亲美理念的代际传承。教育交流还对台湾政治文化倾向和民众政治理念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以美台教育交流为参考，大陆通过教育交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青年情感连结、以大陆台生为支点培养两岸融合发展的社会力量，进而塑造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的正面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是影响两岸统一的最大外部因素。从台湾社会自上而下广泛存在的“亲美”情结来看，美国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幷非短期内形成的。本文通过剖析台湾与美国“断交”后至国民党当局“解严”前（1979-1987）美国对台“文化外交”战略产生的背景、动机及其意义，揭示美台教育交流的本质。研究发现，美国藉“援助”的名义与台湾开展的教育文化交往中，受资助对象主要是当时台湾社会中身处要职人员和青年群体。美台教育交流为美国在台湾培养了大批亲美的社会精英，藉助他们的影响力，美国政府实现了对台文化传播及培植“亲美”政治认同的战略目的。本文之所以选择“解严”前的美台教育及文化往来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在这一时间段海峡两岸交流处于高度封闭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几乎垄断了所有外来文化输入台湾的管道，对台湾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及政治理念的塑造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研究发现，美国以文化交往之名实则推广其价值观、进而达到影响台湾社会思想的政治意图。文章的分析结果为当前两岸融合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提供历史性解释，也印证了两岸融合发展过程中大陆通过教育方式培养台湾青年力量和社会精英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分析美国政府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在台湾社会产生的政治影响，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美台关系发展的根源性、结构性特点。
一、美国“文化外交”战略下的对台教育援助
对文化外交的既有研究文献表明，从美国建国之初开始，文化外交在美国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约瑟夫·奈（Joseph Nye）对软实力的定义，文化外交是政府用来和其它国家打交道的工具，通过大量的文化交流，能够提升政府的国际影响力和在其它国家的受认可程度。曾任美国驻荷兰大使的辛西娅·施耐德（Cynthia Schneider）认为，文化外交可以成为促进相互理解和树立国家正面形象的有力工具。尼古拉斯·库尔（Nicholas Cull）认为文化外交不仅能消除一个国家的负面看法，还能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理查德·阿恩特（Richard Arndt）则从传播学角度考察了文化外交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幷肯定了它作为促进美国价值观传播和提升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在对具体的美国对台文化“外交”的案例研究中，赵绮娜认为1951-1970年间，美国几乎垄断了海外文化输入台湾的管道，幷从四个方面考察了美国对台湾开展文化“外交”的主要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即“增进台湾人民以及东南亚华人对美国‘反共’政策之信心”。沈惠平曾通过三种主要开展形式考察了美援时期美国对台所开展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他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在台的系列行为是导致台湾社会日益“西化”或“美国化”的重要原因。
（一）美国对台“文化外交”的背景
美国的文化外交概念起源于20世纪初，1938年，美国政府在国务院内设了文化关系司，后更名为文化事务办公室。该办公室负责通过各种举措在海外推广美国文化，包括赞助巡回展览、文化交流以及美国文学、音乐和艺术的传播。1950年至1970年是美国文化外交的鼎盛时期，富布莱特计划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在台湾“戒严”期间，美国以“文化外交”的形式加强其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对抗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在此期间，美国政府与台湾建立了多项文化交流项目，派遣美国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到台湾表演和教学，同时也将台湾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送往美国交流。美国政府同时支持在台湾建立文化机构，如“国立”故宫博物院和台北市立美术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政府曾一度打算“放弃台湾”，认为“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一点也不特别出色或者重要”。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对台政策产生逆转，美国不仅卷入朝鲜战争，也开始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台湾与大陆统一。伴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联合国和双边关系中的均势和外交斗争的全面展开，美国逐渐形成“遏制”和“孤立”中国大陆的政策，转而对台湾开始提供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政府在台湾所开展的“文化外交”正是服务于其在该地区保持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战略，为加强美台关系和提升台湾民众对美国的认可形成了铺垫。
（二）美国对台“文化外交”的动机
美国对台湾开展“文化外交”的主要动机是实现台湾社会对美体制与价值观的认同与依附。一方面是美国与苏联争霸，宣扬其价值观体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台湾是美国作为其在亚洲打造“民主样板”的存在，对台的一系列文化“外交”政策也服务于此目标。美国政府经历朝鲜战争之后认为有必要在这个与大陆暂时隔离的岛屿施加美国的战略影响。主要是通过援助方式，开始对台湾从军事、经济到教育开展支持。
1949年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对台立场的报告（NSC37/8号文件）。文件中引用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可能会在1950年底被中共控制。”文件做出的判断是美国应该“致力于采取外交和经济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占据这些岛屿”，因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会使中国共产党因维护中国领土完整而赢得支持，从而妨碍我们利用中国对付苏联”。①基于上述战略动机，1950年2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特别法案，向台湾当局提供1.08亿美元经济援助。从1950年至1957年，为支持台湾在冷战环境中与大陆抗衡，当时的对台援助以军事援助为主，幷于1954年12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以助台湾与大陆对抗。
20世纪60年代初，金门炮战后台海形势日趋稳定，美国对台政策开始由军事援助下的武力控制逐渐转向经济援助和教育交流包装下的思想和文化控制。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建议消减“军援”金额以“将更多的钱用于经济援助，尤其是开发贷款”。②1961年至1967年间美国对台湾增多了以“援助”为名的国际借款。经济上对美高度依赖使台湾当局只能接受美国在其他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条件。美国对台援助体现了它的实质，美援的目的幷不是以台湾的经济政治发展为前提，而是通过美援来对台湾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以强化台湾对美国的依赖，最终使台湾按美国设想的方向发展。
（三）美国对台“文化外交”的手段
美国对台“文化外交”战略下的教育交流在台湾社会获得了很高的认可。美国在这一阶段以教育为手段所开展的一系列“文化外交”活动不仅为美国在台湾根植出了一批在台湾社会中具有政治决策权和社会引导力的群体，也让台湾从政治到社会产生严重对美依赖与认同。大批赴台的美国官员及专家团体与主持台湾经济发展的技术官僚群体之间形成了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 (Joseph Nye) 所提出的 “跨政府关系”。通过这种关系，美国对台湾的制度、战略和文化发展施加了广泛深入的影响。③
台湾“行政院”下设的“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后更名为“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其经费的86%来自美国。“国科会”是“美援”在台湾培养高端人才的代表，1950至1961年间送往美国进修的人数占境外进修人数的77%（如图1所示）。设于台湾北、中、南部“美国领事馆”的“美国新闻处”（USIS）负责开展各类文化活动，长期向台湾深入宣传美国文化。人才援助和培养是美国向台湾输出其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美国在台湾的教育交换计划是培养本省人对美国的好感，提高本省人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工具之一。④受“美援”影响的主要对象是精英和受教育阶层，他们在社会具有影响力和引导力。交流除“政府”公派之外，还实行自费留学考试，据统计有几乎半数的台湾受教育青年有赴美学习经历。美方也曾承认一般曾经受邀访问美国的人，对美国、美国制度怀有好感。有些人甚至成为美国官员与台湾党、政高层沟通的管道。
［图1：1950-1961年度“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资送出国进修人数］
二、美台教育交流对台湾的影响
美国藉助教育援助的手段，配合完备的监管机制落实政策，使代表“自由、民主”的“美国雨”快速淋入台湾。在台湾社会形成了从社会精英到青年群体自上而下的对美好感，认同美国文化，甚至对美高度依赖。这种“隐形力量”影响下的认同和依赖不仅为美国培植了大量亲美的政治精英，也对台湾的政治文化倾向和政治理念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对台湾社会精英的培育
精英阶层的塑造和人才教育是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前处长张戴佑（Darryl N. Johnson）曾在1999年的一场演讲中说：“60%的现任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副总统’在内）都有美国大学的博、硕士学位。依我的观点，教育是美国对台湾最重要的输出，因为其价值是延续且逐渐倍增。”1951至1965年期间，在美援技术协助计划下赴美研习的台湾技术人员，占出岛研习总人数的65%。⑤在政治精英的塑造方面，以台湾“国安会”为例，从陈水扁时期开始的历任“国安会”秘书长多数都有美国教育经历。其中，陈水扁时期第一位“国家安全会”秘书长庄铭耀曾在美国高级军种学院之一的海军战争学院指挥作战班深造。邱义仁作为民进党创党成员之一，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81），他在美攻读硕士期间，就开始主张台湾建立有组织的反对党，进而推动民主化运动；其所属的新潮流系，也成为民进党的重要派系。现任台湾“远景基金会”董事长的陈唐山曾在1964年申请到美国大学奖学金于奥克拉荷马大学攻读硕士，幷在奥克拉荷马大学组成了台湾同乡会，宣扬“台独”理念；后又于1972年取得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幷在1973年进入美国联邦政府工作，1982年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FAPA）成立后，出任首任副会长；还担任台湾国际关系中心（CTIR）负责人，负责开展对美国会游说工作。
马英九时期的“国安会”秘书长苏起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75）和哥伦比亚大学（1980）先后攻读硕士，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1984），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84）。胡为真曾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袁健生曾在美国国防大学国家安全管理班学习。金溥聪曾在德州理工大学传播所取得硕士，后又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博士学位。高华柱曾先后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工程管理系、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东亚研究所进修。
蔡英文时期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曾取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硕士（1982）、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1989）。李大维于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取得外交事务硕士（1980）和博士学位（1986）；2019年5月，李大维赴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与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会面，制造了台湾与美国“断交”后的首例高层级往来。在蔡英文、赖清德当局都担任“国安”高层的顾立雄曾获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除了青年学生在美国接受教育，当时在台湾社会拥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群体也是美国政府邀请的对象。因为精英阶层在社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美国政府希望他们回到台湾之后，能够表达他们对美国的好感，甚至能够将美国的制度、价值、生活方式介绍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受邀访美的“领袖”和“专家”名单涵盖了台湾党、政、文化界的精英。⑥美台教育交换项目中著名的史墨法案，美方挑选赴美人士的重要标准就是他们回国之后是否能可靠、有效地向台湾民众介绍美国的情况。经过美国塑造的精英们返台后步入更重要的位置用实际行动践行美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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