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案
中评社：我们知道，“一国两制”为解决台湾问题而产生，最先在香港施行。现在则有舆论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已经不能向台湾垂范。对此，您怎么看？
田飞龙：那种旧的、被片面理解的“一国两制”已经不能垂范台湾了，而新的、更加完整的“一国两制”对台湾具有更加凸显的示范意义。我们要让台湾社会全面准确了解“一国两制”，而恰恰是经过香港这个中期时刻、经过国安法与选举法之后，“一国两制”完整的法理与制度面貌才展现出来。从香港本地和台湾本地的审美视角来看，这个完整的面貌与他们所想象的“一国两制”有很大出入。因为，他们想象中的“一国两制”是“井水不犯河水、高度自治接近于完全自治”的状态，但那样的状态并非真相与本质，且最终会导致香港与台湾的动乱。
因此，为了“一国两制”下港台的长治久安，“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必然也要触及到国家安全法的优先配置。在教育和文化领导权上，要有中央权力的配置和监督；在涉外关系上，引入法律的严格管理，杜绝外部干预，斩断祸乱的外源。这些可以使港台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同时，不能危害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在这方面，近年来中央管治香港的实践恰恰不是“一国两制”的负面经验，而是“一国两制”展现出的真正有生命力的地方。只有过了这些坎、只有补了这些课、只有在法理上意识到国家的权力是实在的和可执行的，“一国两制”才真正能够行稳致远。我们要的不是台湾回归之后“每过几年就动乱不安”的那种不稳定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而是使台湾回归之后长治久安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只有将全面管治与高度自治相结合，才是正确完整地理解了“一国两制”。这个“一国两制”将来也是要“上门服务”的，不管初期台湾是否理解和接受，这个完整的“一国两制”是要表达于台湾的，这是真正负责任的和平统一方案与理性的宪制安排。
“一国两制”确实因台湾问题而产生，而将来也很可能在台湾完成其在中国主权秩序内的最后一场实验。我们希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能够和平落地，这对台湾而言，也是奠定了其永久和平和长期发展的制度基础。台湾如果过不了阵痛这个坎儿的话，将会在21世纪全球化中边缘化，甚至会登上中美“新冷战”的战车而成为牺牲品，这是我们都不愿看到的前景。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将两岸完全统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加以重述，同时也明确在两岸追求和平统一的进程中，要发挥制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一定是以国家作为主场、以两岸中国人的政治合意作为正当性基础、一定是以对“台独”势力与外部干预势力的坚决打击与排斥作为政治前提而凝结出的一种共识的方案。这个方案会充分考虑兼顾国家利益与台湾地方利益。这就是“一国两制”，无论台湾一些人是否喜欢，它就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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