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台湾经济为何与大陆脱不了钩 作者：庞建国（台湾），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
【摘要】台海两岸之间，由于各种先天条件的约束和后天形势的推移，祗要依循成本效益的法则运作，台湾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出路必然和大陆高度相连，不仅无法脱钩，还可能越连越紧。展望未来，除了前述先天条件约束和后天形势推移之外，有三个因素会进一步让台湾经济与大陆市场脱不了钩，它们分别是“十四五规划”、《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
壹、前言
海峡两岸分治之后到1980年代末期以前，台湾居民不被允许进入大陆地区，台湾和大陆之间的经贸往来基本上是断绝的。1987年10月14日，在蒋经国授意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基本原则”，并自11月2日起透过台湾红十字会接受台湾居民赴大陆的申请，终于打破了两岸之间人民无法往来的局面。
随着台湾居民前往大陆的人数不断增加，两岸经贸活动也跟着热络了起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终止了中国大陆有关发展路线的争议，确定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之后，台商开始涌入大陆市场投资设厂，使得两岸产业关联性不断加深，贸易往来迅速增长。
这些年来，随着台湾执政党和领导人更替，两岸关系起起伏伏，时好时坏。但是，不管谁在台湾执政，都没有办法扭转一个趋势，就是两岸的经贸往来一直热络，台湾的产业发展与经贸出路越来越倚重大陆，两岸经济连结越来越深。虽然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都曾经想要降低两岸经济连结的程度，但结果都是徒劳无功，两岸经贸往来仍然是一路走高。
台湾经济为何与大陆脱不了钩？因为这么做违反了经济规律。经济事务是有客观规律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往来必须遵循基于比较优势而来的成本效益法则，除非是基于国家安全需要，可以不计成本和市场竞争力地生产和消费之外，绝大多数的民生用品都要考虑到性价比。一旦考虑到性价比，就必须依循成本效益的经济规律，无法靠政治操弄转变或扭曲。
台海两岸之间，由于各种先天条件的约束和后天形势的推移，祗要依循成本效益的法则运作，台湾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出路必然和大陆高度相连，不仅无法脱钩，还可能越连越紧。换句话说，海峡两岸已经是经济命运共同体，唇齿相依，祸福与共。以下我们先来看一看台湾执政当局曾经采取过哪些想要和大陆经济脱钩的动作，以及这些动作效果如何？
贰、台湾的脱钩动作与政策效果
台湾执政当局想要和大陆经济脱钩的动作分别出现在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担任台湾领导人的时期，事实证明，这些政策的执行成果并不怎么有效，甚至于出现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的情形，以下略加说明。
一、李登辉的“戒急用忍”
前面曾经提及，由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确定中国大陆要继续走改革开放的路线，促成台商踊跃西进，同时带动了两岸贸易额的快速增长。特别是1994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33%，让中国大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大增，对于台湾企业赴大陆投资形成了强大吸引力。依据台湾方面的统计，1992年之时，台湾和大陆及香港之间的贸易情况是，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113亿美元，进口34亿美元，总计147亿美元；到了1995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已增至166亿美元，进口46亿美元，总计212亿美元。
顺着这个情势，台湾官方原本对开拓两岸经贸合作展现高度兴趣。1993年之时，担任台湾经济部长的萧万长，接受了台湾一些学者专家和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的建议，决定推动“亚太营运中心”的计画，要以大陆作为腹地，打通两岸经贸往来的渠道，让台湾成为“大陆接轨世界的门户，世界进入大陆的跳板”，打造台湾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制造中心、海运转运中心、航空转运中心、金融中心、电信中心和媒体中心。当时担任台湾领导人的李登辉原本是支持这个构想的。
可是到了1996年，李登辉经由直接民选再度当选台湾领导人之后，开始显现出他“反中倾独”的阴暗面。先是该年8月14日，李登辉在台湾国民大会答覆国大代表建言时指出，“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论调必须加以检讨”。接着9月14日，李登辉在“经营者大会”上致词，正式提出“戒急用忍”的主张，之后并明确界定“高科技、五千万美金以上、基础建设”三种投资应对大陆“戒急用忍”，以免台湾丧失研发优势以及资金过度失血。此项政策发表后，虽曾遭到工商业界的质疑，并引发“国家及社会安全与企业利益间如何取得平衡”的辩论。但是，李登辉仍然坚持其“戒急用忍”的主张。
“戒急用忍”的确让“亚太营运中心”的计画泡了汤，导致台湾许多较为大型的企业丧失了攻占大陆市场的先机，并暂时性抑制住了两岸经贸往来的步伐。1996年，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略微下滑至158亿美元，进口34亿美元，总计192亿美元；1999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进一步下滑至123亿美元，进口42亿美元，总计165亿美元。不过，这个锁“国”动作的影响力持续时间并不长，其后的发展告诉我们，两岸经贸往来的增长是挡不住的。
二、陈水扁的“积极管理，有效开放”
陈水扁在2000年当上台湾的领导人，执政初期，他对两岸经贸往来的态度倒也理性务实。面对全球化的潮流沛然莫之能御，以及大陆和台湾分别将在2001年底和2002年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台湾工商界的殷殷期盼下，他宣布对两岸经贸往来采取“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政策，就“戒急用忍”政策的限制做了一定程度的松绑。
但是，陈水扁本质上毕竟还是个台独，所以，对于和大陆的经贸往来存有高度戒心。2004年他第二度当选台湾领导人之后，就逐渐表露要修改“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政策的态度。2005年4月，扁政府以中国大陆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为由，提出了“因应两岸政经新形势7点结论”，主要目的是加强管制两岸经贸交流，以增强民进党对大陆经贸政策的主导权，强调“不能一味开放，而忽略了最根本最重要的有效管理”，表明“管理”成为台湾大陆经贸政策的主轴。
2005年7月，陈水扁再次表示：“我们绝对不是大胆西进，或者无条件的全面西进，而是要在‘有效管理’之下，才有所谓的‘积极开放’，若做不好‘有效管理’，我们宁愿不再继续开放。”接着，在2006年的元旦演讲中，陈水扁提出用“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中国大陆经贸政策来取代以前的“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从多方面加强对两岸经贸往来的监管控制。
但是，尽管政策立场做了改变，却阻挡不了台商西进的脚步和两岸贸易的持续增长。依据大陆海关统计，2000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255亿美元，进口亿50美元，总计305亿美元；到了2007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增至1010亿美元，进口235亿美元，总计1245亿美元。台湾对大陆出口占台湾整体出口的比重，从不到20%，迅速增长到将近40%，增长幅度惊人，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之后，与世界市场接轨之余，对于台湾企业和整体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2008年台湾政权轮替，国民党的马英九当选了台湾领导人，宣布承认“九二共识”，打开了两岸官方交流协商的大门，并在2010年6月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经贸进入比较稳定往来的时期。依据大陆海关统计，2008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1033亿美元，进口259亿美元，总计1292亿美元；到了2015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1433亿美元，进口449亿美元，总计1882亿美元。台湾对大陆出口占台湾整体出口的比重，则大致维持在40%上下。
马英九担任台湾领导人的期间，是两岸关系比较和谐平顺的时期，无论是开启两岸直航或者是ECFA的关税早收清单，都有助于促进两岸经贸往来。不过，马政府并非对两岸经贸往来都不设防，其实在许多点面上表现得相当谨小慎微，因而两岸的经济合作无法大开大阖，ECFA框架下各项协议进展的速度不够快。其后，更因为2014年3月到4月间的“太阳花学运”，把已经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硬生生挡了下来，让台湾的服务业失去了开拓大陆市场的机遇，无法善用大陆的动能活水，带动台湾的经济成长。结果就是马英九主政期间，当中国大陆每年的经济成长率还维持在7%以上的时候，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大多在2%或3%上下徘徊。
三、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
2016年台湾再度政权轮替，民进党的蔡英文当选台湾领导人，她拒绝承认“九二共识”，造成两岸官方协商中断，政治关系急冻，不过，两岸经贸往来却依然热络，即使蔡英文也摆出了想要和大陆经济脱钩的姿态，提出了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蔡英文在第一任就职演说中，提到她担任台湾领导人的首要任务就是促成台湾的经济结构转型，主要的办法之一是“推动新南向政策，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现象”。称为“新南向政策”，就意味着过去台湾已经有过所谓“南向政策”，那么这些政策的执行成果如何呢？
的确，在蔡英文提出“新南向政策”之前，台湾已经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李登辉和陈水扁当政的时代，推动过三波瞄准东南亚市场的“南向政策”。先是1993年夏天，时任台湾经济部长的江丙坤宣布要将东南亚列为未来加强投资的地区，同年 11 月公布了“南进政策说帖”。然后，1994年至1996年期间推动了(第一期)“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纲领”，范围涵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汶莱等7个国家。
其后，为了因应区域经济整合趋势及“东协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加速推进，前述工作纲领于 1996 年底实施届满后，台湾官方决定自 1997 年起将其延长3年至1999年底，并且扩大实施范围，加上寮国、缅甸、柬埔寨、澳洲及纽西兰等等国家，名称亦改为《加强对东南亚及纽澳地区经贸工作纲领》。这等于是第二波的南向政策，但是碰上了1997年7月至1998年底期间席卷整个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亚洲金融风暴。
到了1999 年底，上述工作纲领届满时，为因应当时“东协加三”（东协国家加上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的成立，台湾官方将该工作纲领再次延长三年至 2002 年底。此时台湾虽然经历过换党执政，陈水扁政府仍持续将开拓东南亚市场列为外交工作重点，并宣示重启南向政策，这是南向政策第三波的推动。这三波南向政策的出发点都是想要鼓励台商赴东协各国投资设厂，拓展台湾和东南亚的经贸往来，避免对中国大陆经济依赖过深，但是执行成效如何？
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之前，南向政策还略见成效，台商前进东南亚的步伐虽然不如前进大陆来得快，但差距不算很大。可是，亚洲金融风暴袭击下，东协国家一片哀号，中国大陆和香港则稳如泰山，让大陆市场的实力和韧性充分展现，台湾企业界对于哪一边的投资环境较佳已心中有数。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虽然暂时抑制了台商西进的脚步，但此时的“南向政策”对于鼓励台商南进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等到陈水扁上台第一任，采取“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政策之时，台商西进的脚步就明显快过于南进的步伐。再到陈水扁第二任要求“积极管理，有效开放”之时，已经束缚不了台商前进大陆市场的步伐，“西进”和“南向”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想要藉由“南向”来抑制“西进”的政策目标当然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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