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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大哥”之争

http://www.CRNTT.com   2009-03-01 08:21:14

时宪民：这场经济危机把中国30年发展过程中累积的问题暴露得比较清楚。我的体会是，经过30年发展，中国进入了资源配置和整合的新时期。现在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对经济质量进行提升。现在看来，各区域的经济结构和质量存在很大差异，所以抗风险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 　　我认为，虽然珠三角和浙江的企业对外依存度都很高，但论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珠三角企业还是要强一些，因为它的企业治理结构比浙江好，很多都是名牌企业，浙江则完全相反。可以说，凡是注重品牌的地方，抗危机能力就强。珠三角的老板是在做企业，浙江的老板是在挣钱。珠三角的老板大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浙江还是个体户的天下。在慈溪和余姚，官方数据显示，小家电整机生产企业2000家，加上配件企业一共有一万家，但我敢肯定，危机后能够成长为品牌的不超过200家。在宁波，大量的小企业之间的经济来往不要票据，全是现金交易，银行随便就可以提现，不规范的操作行为太多了。所以，浙江老板的钱转成了民间财富，四处无序奔突，但没有成为资本。过去，它们给国外市场做简单的订单生产。经济危机之后，国外的订单没有了，面对国内市场，大多数中小企业就显得茫然无助。 　　《望东方周刊》：这次金融危机确实可以成为我们反思经济发展模式的契机。 　　时宪民：需要反思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这30年劳动力流动方式就需要反思。以前的劳动力流动方式不可延续，而且带有很大的破坏性。比如，深圳号称1200万人，有本地户口的不到200万人，当农民工大规模、大跨度地流出深圳，城市设施就闲置起来了，对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也是一个挑战，社会就很难积淀出自己的结构和秩序，也形不成城市建设需要的文化积淀。过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大量工厂集中在深圳。如果能实现区域一体化，就能在区域内实现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同时完成产业升级。比如，这几年，深圳的制造业劳动力就在向粤北、江西转移。转移出去制造业之后，深圳正在实现向高端服务业的转型。所以，这一轮金融危机推动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 　　我们还需要反思，在新的经济格局形成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机制，才能使得在大城市积累起来的各种高质量服务资源，能够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就是说，实现服务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大跨度的对接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还应该主动谋划如何打造产业集群和地域品牌。形成产业集群，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营商成本，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质量。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上，在地域品牌的塑造上，政府大有作为。如果政府以适合产业集群和地域品牌发展为主要思考点进行政策安排，将会大大提高区域一体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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