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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离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大字报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不同观点的对立。围绕《是时候了！》，有人赞扬，有人指责： “是什么时候了？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吗？”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讲了几句话，最后一句是：“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立即有人用大字高高地写在面对广场的十六斋北墙上。那就是把它当作张天师的符咒，用来镇住北大的妖魔。“广场派”把批评他们的人称作“教条主义者”、“卫道者”。而反对“广场派”的人们干脆成立了一个“卫道者联络处”。大字报、大标语常常针锋相对。二十八斋北门的门楣上出现了一条大标语：“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不一回儿，后面长出一条尾巴：“有！”。有人在“有”字前面加一个字，变成“没有！”。第三个人又在“没有”后面加个字，把惊叹号弄弯，成了反问：“没有吗？”倏忽之间，这里的标语翻来复去变换了几次：  “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 “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有！” “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没有！” “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没有吗？”  　 大字报也有走题的。理发室的墙上贴了一幅漫画，理过发的头上黑一块白一块，题目是 “狗啃式”，重在讽刺理发粗糙。不料引起理发室的师傅罢工。他们认为，把理发比作“狗啃”，是侮辱人格。北大学生会代表同学们向他们道歉，才告平息。  (四） 　　全校都在用大字报、大标语“大鸣大放”，班上的“鸣放”座谈会就不用开了，即使开也不会有人来参加，都忙于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写大字报去了。一天下午，我们班上的党员正在开会，研究整风怎么继续进行。沈元冲进来说：“你们还在开会？全校都乱起来了！ 谭天荣在发表演说，快去听。”我们跟着他走到大饭厅和小饭厅之间的广场，果然看到靠近十六斋的地方谭天荣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说，梁从诫（我们历史系的研究生）仰着头在同他辩论。围着一大群人，有的为谭天荣叫好，有的附和梁从诫的诘难。我们刚到时，只听得谭天荣说：“不要扣帽子嘛！”不知别人对他扣了什么帽子。梁从诫说：“帽子人人都有，只是牌号、尺寸不同。”  　 谭天荣颇有儒雅风度，总是对人微笑，用他那略带湖南乡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不论别人如何咆哮，他始终不失斯文。“五一九”后，他一连贴出许多大字报，居然要求党委给他一间屋子，展览他的作品。其中四份大字报，自称为“四株毒草”。他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喜爱辩证法；有时玩弄否定之否定，就成了诡辩论。他很欣赏黑格尔、恩格斯的著作，把《自然辩证法》读得烂熟，发起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会”。他扬言：杨振宁、李政道（不久前得诺贝尔物理奖）算什么！我的物理学理论被采纳的话，制造原子弹、氢弹就像做玩具一样。他的狂妄，往往引起人们的反感。后来，谭天荣被打成“极右派”，而且是北大天字第一号的“大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在南阁“隔离审查”。南阁曾是物理系的办公室。我在一堆垃圾中发现一份谭天荣的手迹（从大字报上识得他的“谭体”），一看，那是他二年级时给系主任的报告：要求不上课，只参加考试，而且把物理系的课程如何乏味奚落了一番。我暗自慨叹，谭天荣是个天才学生，说不定真是得诺贝尔奖的材料。我在心中呼喊； “谭天荣，你在哪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生涯不知磨灭了多少书生意气。  　 谭天荣的演讲又创造了除座谈会、大字报之外的另一种“鸣放”形式——大辩论。后来，有人把饭厅的桌子搬出来，两个人站在桌子上辩论。广场上围成了一个一个圆圈。为了让大辩论的人们施展身手，校方在小饭厅前面搭了一个台。这就成了擂台，不同观点的人们都在这里跳上跳下。  　　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她仰慕当时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大出风头的两位年轻人李希凡、兰翎，改名林希翎）。看来是有内线把她引来的，那个擂台上事先准备了扩音器。扩音器一响，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广场上、马路上都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大片，足有好几千。林希翎的开场白是：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民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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