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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离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我深感党性的自我和人性的自我在内心常常打架。一九五七年“整改”的时候，我企图以党性来约束人性。有人批评我“包庇右派分子沈元”。我承认同情右派，抽象地检讨我的“人性论”。至于是否“包庇右派分子沈元”，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我确实不赞成将沈元划为右派，如果否认，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承认下来又是愚蠢的，历次运动都是凭口供定罪，只会使问题越搞越严重。这是我后来在政治运动中常用的策略。不少人提出责难：“右派分子沈元赞扬你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说明什么问题？”我说应当让沈元来回答，我怎么能说清他的问题？不管怎样，我的态度是真诚的，特别是在行动上与群众打成一片。“整改”的重点是改善党群关系。我们支部的党群关系大有改善。上级表扬我，把我树立为支部书记中“整改”改得好的标兵。这才洗刷了“右倾”的污点。但是，到了七十年代，被“军宣队”打成“内定右派”，八十年代被邓小平钦点为“自由化代表人物”，我在中国的命运还是脱不了“右”的干系。  　　三十年后，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指责我是“从来不作检讨的人”。从北大到南大，我一直背负这个不好的名声。如果邓力群说我当时“不作检讨”，倒是没错，但不是“从来”。我还曾经是检讨模范呢！一九五七年，虽然思想不通，真诚地作了检讨；一九五八年又勉强地作检讨；一九五九年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完全是违心地作检讨。一九六二年，在大跃进失败以后的“困难时期”，为了笼络人心，共产党搞了一个甄别平反运动，为一九五九年被错误地批判、处理的人甄别平反。我也被甄别平反了，党委的决定中说，我在一九五九年的言论非但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是完全正确的。与我同时得到甄别平反的同志们都趾高气扬，得意写在脸上：“老子本来就是正确的！”我却很难过。本来就是正确的，为什么要检讨？作了不应该检讨的检讨，这才是应该检讨的。  　　从此，我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守则：决不在任何压力作检讨。为了坚持这一条守则，我历尽艰险，吃足苦头。 （九）  　　一九五七年年底，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对北大作指示，说北大是大字报的发源地，右派少不了，应“追加预算”。历次运动毛主席都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打击面不超过百分之五。现在这个指标不够了，北大要按10%的比例来抓右派。 “整改”阶段结束，已经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月，又来一个“反右派补课”。北大一 “补”，许多单位跟着“补”。一九五八年六月，才宣布反右派结束。 　　上级对我们班的战果很不满意，黄友钊是自己跳出来的，沈元是上级抓出来的，本班抓的右派一个都没有。我们班三十多人，按比例，至少还要抓一个。我问：“领导上有没有名单？”答曰：“没有。你们自己回去抓。”  　　我召集党团支部干部和班长开会，传达上级“追加预算”的指示。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不语。相持很久，没有结果。有人提议：“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次会，扩大到积极分子。”扩大到积极分子的干部会，差不多占了全班人数的一半。开始也是冷场，后来有一位同学说： “我们房间的孙敦新像是右派。”大家要他说说理由。他说，孙是地主出身。地主出身不是充分理由。他说，还有言论。他们房间的同学总共揭发了孙敦新的三条“右派言论”（我现在已全然不记得这三条的内容）。有人表示怀疑：“像不像右派？”遭到反问：“你说他不像，还有谁？”又是冷场。最后，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像“右派”，大家说：“报上去批吧。”报上去，没有不批的，只嫌其少。  　　积极分子公开点了孙敦新的名以后，进入揭发批判。说来说去，只有他的同房间的几个人揭发的那三条。第一次开会就把话说完了，而且一点火力都没有。后来又勉强开了一次，炒冷饭。第三次会根本开不起来了。大家心中有数，他根本不够右派的规格。在上级“追加预算”的压力下，怎么办？孙敦新是个不合群的人，拿他当牺牲品。  　　一九七九年，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认识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他当了十多年的“右派”。我问他是怎么当上的？他说：“当时指标下来，凑不够数。我说：‘拿我报上去吧’……”他还说：“不知道右派帽子这么厉害，早知道，我也不带这个头。”一九五七年的事，无奇不有。因为上面下来的“指标”泰山压顶，听说有推选当右派的，有抓阄当右派的；真没有想到，还有发扬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自报当上右派的！回想当年。应该说，我比孙敦新更接近右派，但我没有曾彦修那样的觉悟，从来没有想到，为了凑数。党支部书记要带头当右派。  　　我刚在“整改”中作过检讨，表示要以党性克服人性，把孙敦新打成右派后，我又人性发作，反叛党性。虽然孙敦新和我并无深厚友谊，但如此不公正地对待别人，是不符合我的为人准则的。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职责和作为人的为人准则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我内心非常痛苦。执行彭真的指示，把无辜的人打成“右派”，这算什么党性？这种所谓“党性”不过是盲目服从的奴性。我认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以及作为阶级性的集中表现的真正的党性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党性不会与人性发生冲突。我意识到，用党性来克服人性，检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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