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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离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文革”后，北大对沈元的右派问题进行了“改正”。一九七九年“改正”时留了“尾巴”。黎澍已不记得是什么“尾巴”了。那时我还在北大，北大党委根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尾巴”。黎澍拿出一个文件，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对沈元同志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对“改正”又作了“改正”。 《决定》中说：“对沈元同志被划为右派的问题进行了再复查，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考察、开除学籍的处分。”“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复查所作的原‘改正决定’予以撤销。”沈元生前，被戴上“右派”帽子；摘了“右派”帽子”，又被戴上“摘帽右派”帽子。死后十五年，经两度“改正”，才被摘了一切帽子。  　　一九八一年，法院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沈元的母亲和姐姐去了北京。黎澍见了沈元的亲人，老泪纵横，不能自己。当拿到平反通知书时，沈元的母亲嚎啕大哭，呼天抢地： “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撕心裂肺，闻者无不动容。  　　黎澍概括地说：“沈元死于两个原因：第一，死于众人的共妒。第二，死于本人的无知和大家的无知。”黎澍对这两个原因没有多加发挥。  　　我认为，他提出的“共妒”这一概念非常深刻。妒忌本是个体人的劣点，但众人对有才华的人产生共妒，则是社会的病态，病态社会的病因是不合理的制度。  　　沈元在苏共二十大后已认识到苏联和中国的制度的不合理，但没有深思在不合理的制度下如何自处。苏轼在《贾谊论》中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沈元有才，可惜不善于自用其才。想在文革中出走苏联，确是无知。但这一无知不至于丧生，置他于死地的是大家的无知，尤其是当权者的无知。当时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过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敌。中国和苏联并没有宣战，不成其为敌国，投奔苏联何以成为“叛国投敌”？即使投奔苏联是“叛国投敌”，末成事实，至多是“叛国投敌”未遂，没有死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二十多年，还未制定刑法。再加“文革”中“砸烂公、检、法”，司法程序荡然无存，罪与罚竟由不懂法律的“工宣队”说了算。多少人含冤而死，事后平反，岂能重生？  　　我的笔记本上记了黎澍的一段话，现在看不明白；也许当时是明白的，事隔二十年，怎么想也弄不清。我的记录是：“沈家中被抄时，有毛氏宗谱。陈伯达给的。陈伯达要他写文章。他说不能写，写出来要杀头的。“文革”中，沈到上海八次。”实录如上，以备日后求证。  　　黎澍说，纪念沈元，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他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天地都用蝇头小楷写满了批注。将来出版《汉书》，可以用他的注来补充前人的注。还有一包文稿，被近代史所人事处长刘明远拿走，不肯交出来，应当追回。  　　黎澍告诉我，沈元的不少文章是丁守和处理的。他是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历史研究》杂志副主编，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我又去拜访丁守和。  　　一提沈元，丁守和深为内疚，说：“啊，我们害死了沈元！”  　 “怎么能这样说？”  　　他说：“黎澍和我爱才，千方百计发表他的文章，结果帮了倒忙。”《急就篇研究》和《论洪秀全》发表后，有人告御状，告到毛主席那里。幸而被田家英扣住。“田家英叫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就是不注意。”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写了一篇文章，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历史，引起史学界的广泛讨论。沈元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丁守和把它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用的是假名“张玉楼”（取自黎澍室中的对联）。丁又将这篇文章和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的《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起，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不知 “张玉楼”是何许人，以质量取胜，采用了沈元的文章而没有采用刘大年的文章。丁守和说： “我们暗自高兴，沈元的文章把所长的文章比下去了，说明我们没有埋没人才。”有人又告到中宣部，说：“黎澍重用右派，不敢用沈元的真名，用假名帮他发表文章。”中宣部还派人来调查。结论是：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但以后少发他的文章。  　　沈元利用故宫的材料，写了一篇《中国历代尺度概述》。这一回，丁守和说不发了。沈元恳求，丁看他功夫下得很深，不忍心，还是发了，用的是“曾武秀”的假名。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发觉了，找丁守和谈话：“中宣部刚发通知，你们怎么又发沈元的文章了？”丁守和说：“中宣部说少发，没有说不发。这篇文章是关于科技史方面的，很有实用价值。”党委书记说：“以后不要再发了，免得给你们也给我们都带来麻烦。”  　 这就是沈元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丁守和最后说：“一次一次地发表他的文章，引起群妒，把他逼上死路。早知道这样，当年不发表他的文章就好了。”他说的“群妒”和黎澍说的“共妒”是一个意思。中国之大，何以容不得一个沈元？  　 　　死者长已矣，生者当有为。我们要追问：一个毁灭人才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  　　2003年3月～2006年1月　于哈佛大学 （来源: 《马驮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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