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第10页 第11页 第12页 第13页 第14页 第15页 第16页 第17页 第18页 第19页 第20页 第21页 第22页 】

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离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十一）  　　沈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斋堂劳动教养。临行时，我送他到大饭厅上车。他扛着铺盖，我帮他背著书包、提着脸盆。从三十斋到大饭厅的路上，两人无话可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是有话不能说。打官腔，非所愿。要是说些同情他的话，犹恐对他的“改造”没有好处。直到他上车，我才说了一句：“好好干吧，争取回校。”他的眼镜片后面，泪水汪汪。  　　一去多年无音讯。  　　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沈元忽然来找我。一进门，喜形于色，第一句话就是：“我摘了帽子了！”他缓缓地叙说别后。斋堂是山区，很穷；干活总是和石头打交道，很累。一九六零年冬天，吃不饱肚子，大家都得了浮肿病。他怕死在那里了，不别而行，回到城里史家胡同的姑妈家。后来他去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那些老头、老太太对他印象甚好，建议派出所把他的右派帽子摘了。一摘帽子，他就想回北大。他问我是否可能？我说：“可能。庞卓恒、黄良元就在我的班上。”  　　庞卓恒原是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黄良元是全系团总支书记，他们就因为在 “大鸣大放”期间伙同群众一起去向党提意见而当了右派。他们和沈元一起在斋堂劳动教养，三年期满，回校继续学习。那时我已当了三年教员，正在给历史系四年级讲授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就在我的班上听课。  　　沈元一听，十分兴奋，说：“那我回校后你就是我的老师了。”  　　“只怕我当不了你的老师。”  　　他以为我是谦虚，说：“你能当庞卓恒、黄良元的老师，还当不了我的老师？”  　　他还记得我送行时说的“争取回校”，问我：“你能不能为我争取一下？” 　　我说：“我帮不上忙，你自己到历史系去找周（一良）先生。”周一良是历史系主任。  　　他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又来。他说：“周先生讲他不能决定，要找教务处。”  　　教务处的人对他说：“你们下去劳动本来是保留学籍的，三年期满就可以回校。你没有期满就逃跑了，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回校。”他表示愿意深刻检讨，还是不能通融。  　　他没有欢乐的情绪了，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走自学之路吧。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比北大还丰富，为什么不利用？”  　　临行时，我送他下楼。他走到楼梯半中腰的拐弯处，拾起头来，向我微笑、招手。谁知这竟是最后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他穿一件浅灰色上衣，里面是细格子衬衫。  （十二）  　　　沈元果然钻进北京图书馆，充分利用那里的藏书，苦心孤诣，埋头研究。一九六二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沈元的《急就篇研究》，史学界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的新思路，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别引人注意。  　　《急就篇》是汉代的蒙学课本，即小学教科书。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超越了大学问家王国维等人，他一一指出他们的不足。从《急就篇》中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则渺无前人。对儿童的教育，都是每个时代公认的常识。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汉代社会的性质，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汉代存在着大量的奴婢，有人就认为是奴隶社会。沈元通过《急就篇》的研究得出结论：“第一，奴婢是物而不是人；第二，奴婢是生活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急就篇》把生产劳动的担当者划归另一类人，那就是被束缚于土地、承担租赋的“编户齐民”。所以，汉代是实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社会，奴婢不过是奴隶制的残余。一般的研究者都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解释汉代的奴婢，而沈元的新视角则是以汉代人的眼光来说明汉代的奴婢身份。  　　 沈元虽然摘了“右派”帽子，仍是戴罪之身，叫做“摘帽右派”；而“摘帽右派”却成了永远摘不了的帽子。这时，他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遭到一片指责：“你培养什么人？重用什么人？  　　沈元怎样进了近代史研究所，我不知道。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第10页 第11页 第12页 第13页 第14页 第15页 第16页 第17页 第18页 第19页 第20页 第21页 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