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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离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其他右派分子本来都在系里接受批判，批得不过瘾，就上升为全校批判。七月中旬差不多每天都开全校批判大会。晚上回宿舍，路过一些教室，还能听到声讨右派分子的此起彼落的口号声。  　 上级要求党支部将群众按左、中、右进行排队。党员则由上级排队。我们班上的党员，很有几位激进的左派，有的还曾跳上台去和林希翎辩论。群众中左派较少，中派居多，中派还要分中左、中右。沈元和423房间的几个同学是中右。右派只有一个，此人名黄友钊。他是因病休学一年之后插班进来的，平时沉默寡言，与班上同学不甚融洽。“五一九”以后，班上的活动他不参加，在全校到处演讲，写大字报夜以继日。他的模样，骨瘦如柴，蓬头垢面，同学们都很怜悯他。但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喊大叫：“我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办法，谁都帮不了他。可能他心灵受过伤害，但没有人了解他。我自责平时没有关心过他，此时已无从谈起了。不需要揭发批判就戴上了帽子，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回乡。八十年代，为右派分子改正的时候，到湖南去找他。乡亲们说，有一天，他出去放牛，连人带牛没有回来，不知去向，离奇地失踪了。  　　一九五七年暑假以前被打成右派的，差不多都是全校闻名的人物。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上说：北京大学的右派“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可惜这是 “始”，并非“终”，后来翻了好几番，超过百分之十。  　　本来是要求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忽而杀出回马枪，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毛泽东自己说这是“阳谋”。批评毛泽东的人说这是“阴谋”。其实， “阴谋”论和“阳谋”论同样的肤浅，只是追究毛泽东的个人动机；而个人动机之所以能起作用，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问题的实质是制度。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向党提意见是实行监督，共产党是被监督者，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是监督者。这种监督制度的特征是：  　　第一，能否监督、如何监督，不是决定于监督者，而是决定于被监督者。所谓整风，只有共产党允许“鸣放”才能“鸣放”。这是一种以被监督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监督制度。毛泽东居然制定了六条政治标准，别人必须按照共产党自己的标准来监督共产党。  　 第二，共产党内又是一元化领导，没有权力的分化。非但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不能制约共产党，共产党内的权力也不能相互制约。无论什么决定、什么承诺，说变就变。  　 第三，如果按照监督者的意志来实行监督，有话就说，这种监督是经常性的。以被监督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监督，让你说才能说，矛盾积累多了，不得不让人说，就成了一场运动。运动一来，郁结成怨，难免生偏，争相出气，互相激荡，于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变而为“言者有罪，闻者反击”。 　所以，在以被监督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监督制度下，被监督者拥有绝对权力，以运动性的监督代替经常性的监督，无论是阳谋还是阴谋，或者，既无阳谋又无阴谋，总之从整风转为反右是不可避免的。  （七）  　　因反右派而延长了学期，一九五七年直到八月中才放暑假，九月初又开学了。 新学期虽然按时上课，中心任务是搞运动。领导上说，暑假以前定的右派分子都是浮在水面上的，现在要深挖水面以下的。  　　反右派的做法是：先由基层党组织按左、中、右排队，排出“右派”来，报上级批准；然后授意积极分子在会上公开点名，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最后是戴帽处理。  　　我向上级汇报，我们班在全校“大鸣大放”后就团结一致了，现在挖不出右派来了。上级指出：“你们那里的沈元不是吗？《准风月谈》就是向党进攻，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猖狂向党进攻。”  　　我说：“我们党员确实有错误和缺点……”  　　“你当时不组织反击，是思想右倾，现在认识又上不去，是双料的右倾。” 　　我怜惜沈元的才，想保护他过关。但我所能想到的，只是当了右派就会被开除团籍，影响前途等等，谁料得竟步入死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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