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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陌生的邻居(下)

http://www.CRNTT.com   2011-07-03 09:51:36

2 　　实际上，在中印频繁交流的背景下，中国对印度尤其是佛教影响的抵制也一直未曾间断。 　　最首要的原因是，“沙门不敬王者”。僧团有它自身的利益团体，削发和僧服标志着他们彻底的出家弃世。换言之，僧团要求有独立自主的组织，免除对世俗政府的义务，不受国家的监护。这种态度无疑威胁着儒家国家理论中一些最基本概念的有效性。 　　在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每一个思想宗派都从治理国家的实际功效中抽绎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要能有益于“治”和“教化”。 　　在中国，功利主义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否给今生今世带来具体可见的结果，成为检视它的唯一标准。但在印度的思想中，几乎不存在这种“功利”主义的问题。 　　阿阇世王拜访佛陀时问及修行的结果。佛陀的回答仅仅是：砺志进德，思虑精纯，得一切智。弥兰陀王问那先比丘为什么要修习佛教，后者的回答是为了解除痛苦、修证涅盘。这种不求外在证实，不期获取现世利益的思想，与中国的世俗观念颇为抵触。即使到了“文革”时期，佛教受到打压，也是因为它的无用和无法证实，是“精神的鸦片”。 　　在中印交往中，中国思想界反对印度佛教的更深层原因在于，长期存在着这样一个偏见，即中国的道统无懈可击，在中国之外也不可能产生真正重要的思想。 　　佛教支持者牟子在著作中罗列的时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佛教对中国毫无价值，否则古代的圣贤已经用它教化民众，至少也已经提起过了。 　　另一种观点则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自足感 　　佛教尽管有其外国源头，却与古代圣人的教化一致。 　　“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 　　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文化优越感相对，在一些佛教信徒中也出现了一种把印度文化理想化的倾向。对他们来说，中国不再是被蛮荒之地包围的文化孤岛，甚至可能不是“中央之国”。既然菩提伽耶是过去诸佛觉悟的“金刚座”，那么或许那里才是真正的世界中心。 　　来自佛教信徒的反击使中印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在中国，按照荷兰汉学家许理合的说法，为一场革新正名的唯一方法就是证明它绝非革新，而是在尧舜禹的时代就已存在。这种方法与维新变法时代康梁的思路如出一辙，导致了很多荒谬的结论。 　　汤用彤在《佛教史》第一章中概述了这些结论。其中包括：佛教远在孔子之前已为人所知；在阿育王时代已有中国人皈依佛教；孔子和老子是佛陀的弟子或化身。 　　这些结论显然会令严肃的儒学家大动肝火，甚至也令飘逸的道家愤愤不平。道士王浮就在他的《老子化胡经》一书中写道，老子离开中土后，跑到印度。他的一位随从弟子变成了历史上的佛陀，而经过一番辩论，老子又让佛陀皈依了道教。 　　现在看来，不管这些形形色色的争论显得有多荒谬，来自印度的思想确实在很多层面上改变了中国，对中国原本坚定不移的自我中心意识提出了挑战。美国汉学家柯嘉豪在《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冲击》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包括对中国的建筑、衣着、家具以及饮食的贡献。而在非物质领域，佛教对中国文学、词汇的影响同样蔚为大观。当我们使用着“微妙”、“意念”、“世界”、“现身说法”、“一丝不挂”等数以千计的词语时，已经很难意识到它们原本都来自于佛经。 　　在1848年以前，对中国产生过如此重大影响的国家只有印度。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出现，在现代性的焦虑中，在面对真正的西方时，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才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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