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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陌生的邻居(下)

http://www.CRNTT.com   2011-07-03 09:51:36

3 　　1924年，泰戈尔访华事件，是观察这一时期中印交往的重要样本。 　　当时，一战的惨痛记忆正使西方重新燃起对静谧而陌生的东方文化的敬慕之情。而此前，泰戈尔凭借歌颂神与爱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的成就是广泛的，但他却一直被看作“来自东方的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在欧美广泛的游历过程中，他一方面宣传东方的精神文明，一方面也为藉此理念而建的国际学校募款。但是在决定前往同属东方文明的中国时，泰戈尔却隐隐有一种忧虑。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泰戈尔写道：“我要到中国去，以什么身份，我不知道。是作为诗人呢？还是要带去好的忠告和健全的常识呢？” 　　此前，中国绝大多数关于泰戈尔的讨论都是以他的英文作品和相当有限的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为基础；没有人知道泰戈尔极为多样的、以孟加拉语写作的诗歌和散文。 　　至少在刚到中国时，泰戈尔还保持着他在全世界演讲时的一贯口径：“余此次来华讲演，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相提携。” 　　但结果却是泰戈尔意想不到的。在同一天刊发的一篇文章中，茅盾声称：“我们决定不欢迎大声歌颂东方文明，把我们的年轻人领向这个文明，使他们在沉思中寻求慰藉并受到毒害的泰戈尔……对于受国内军阀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压迫的我们来说，没有时间去做梦了。” 　　郭沫若表示，泰戈尔鼓吹的“爱的福音”不过是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无产阶级的铁锁”。 　　闻一多看到了一种文学上的危险：“今天我们的诗歌已经是相当空洞、虚弱，过于智性而无形式的了。如果我们在这些东西上再加上泰戈尔的影响的话，我们只能加重这种疾病……” 　　陈独秀的攻击最为尖刻，毫不留情。“此时出版界很时髦似的翻译泰戈尔的著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他在《中国青年》上撰文，尽管他本人正是泰戈尔最早的译者之一，“昏乱的老、庄思想，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受够了，已经感到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戈尔了！” 　　在这场论争中，鲁迅没有发表太多公开言论，但他秉承了一贯的讽刺态度，尤其是对梁启超、徐志摩等东道主们讽刺尤深。鲁迅说，这些人把泰戈尔弄得像“一个活神仙”，为的却是增进他们自己的文学水准和虚荣心。 　　到达上海后的第一次谈话中，泰戈尔就谈到了一种紧张的情绪。他决定以诗人的身份化解这一危机：“诗人的使命是吸引在空气中尚不可听闻的声音；在尚未实现的梦想中激发信念；把尚未诞生的花朵的最初的趋势引进一个怀疑的世界。” 　　4 　　梁启超作为促成泰戈尔访华的关键人物之一，对泰戈尔的欢迎是不遗余力的。 　　当时，梁启超刚刚结束一年的欧洲之行。一战后的累累伤痕，也让他完成了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到欲以中国文化拯救西方文明的思想转变。这使得他与泰戈尔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默契。 　　在泰戈尔北京演讲的介绍中，梁启超首先回顾了中印历史上的交往，并称印度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大哥。他对泰戈尔的来访也寄予着厚望：“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士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我盼望他这回访问中国所发生的好影响，不在鸠摩罗什和真谛之下。” 　　与梁启超一样，同样对泰戈尔表示欢迎的还包括梁漱溟和辜鸿铭等一批与泰戈尔同具东方文化认同感的人，但他们与泰戈尔也存在着分歧。 　　在梁漱溟看来，印度文化不可能挽救西方的精神危机。“印度文化只在遥远的未来，”梁漱溟说，“代表现在文化的是中国。” 　　以狂傲着称的辜鸿铭去火车站迎接了泰戈尔，并留下颇具史料价值的合影，但两人的思想却有些貌合神离。泰戈尔把中国、印度和日本合称东方文明的代表，而辜鸿铭则把中国文明与东方文明并列来谈。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中国文明的停滞不前，罪魁祸首就在于印度佛教和西方文明的传入。他一方面热忱地欢迎泰戈尔，一方面在法国的《辩论报》上撰文：“让泰戈尔去当诗人吧！让他去歌唱吧！不过让他不要来给我们讲授什么文明课。” 　　5月10日，泰戈尔在北京进行第二次演讲。以前他总是信口讲来，滔滔不绝，这次却准备了讲稿。他的态度激昂，尤其是谈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时，更是慷慨陈词，愤慨之情，溢于言表：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的畸形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精神危机。他赞扬中国和印度注重爱与和平的精神价值，提醒东方国家不应盲目效仿西方文明。他提倡用“爱”解救受苦的人类，使东方文化重新崛起于世界。 　　在泰戈尔演讲即将结束时，场中就有人开始散发“送泰戈尔”的传单，一时间会场出现骚动。传单中罗列了泰戈尔的几条“罪状”，其中一条是：“泰戈尔先生盛赞梵天的隐忍……因此我们抗议，以一切受压迫的人的名义，以一切受迫害的阶级的名义，抗议泰戈尔先生……我们还要抗议邀请泰戈尔来以这样的方式催眠和毒害中国青年的那个半官方的文学界，这些文人用他的才干来向中国的青年灌输他们保守和反动的倾向。” 　　在此前的演讲中，泰戈尔也曾遇到公然的批判，但这一次终于使他决定适可而止。他取消了剩下的公众演说，只在私下场合会见一些文化名流。 　　在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泰戈尔表现出来的心境已与来时大不相同： 　　“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动摇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曾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阻止他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事可以阻止人们奔向贸利的闹市。我甚至可以向他们保证，我也没有让一个怀疑论者信服他有灵魂，我确定他们在得知结果后会原谅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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