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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 许章润 秋风：儒家复兴与中国道路

http://www.CRNTT.com   2014-03-27 08:00:14

许章润：中华文明怎么会没有超越精神？ 　　首先，我想说的是，至少自洋务运动开始，这一个半世纪里，中国一直处在大转型的湍流之中。而且，八面来风，使得这一时段蔚为一个“古今中西”的错综交集时代。凡此时代，超逾一个半世纪，是为战国－秦汉之变以后，两千年来华夏所遭遇到的最为重大的挫折，也是最为重大的转型。在此时段，中国处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中国的历史观与基督教一元进步历史观等不同观念的交集、复调与搏斗之中。由此构成了“时间的丛集”和“时代的交集”，其之紊乱与条缕，不仅表明转型之巨，而且说明这个时代尚未走出混沌之域，有待于继续努力。 　　“时代的交集”，常常表现为一种“时代的错位”，逼得紧，闹得凶，便让人哭笑不得。比如袁世凯称帝，有研究认为其实是一出在前现代条件下所上演的后现代的政治浪漫剧。“文化大革命”，看起来和1968年的巴黎街头学生与知识分子造反颇为相似，但也有人说它其实是古代书生反皇帝，此梦积压久矣，而一朝迸发的不得不然之老戏新唱。不管究竟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其为“时代的错位”皆然。故而，在这种情况下，秋风教授说要回到我们自家的道，一种文化的本根，不管这个“道”是什么，“孔孟之道”也好，还是如钱穆先生所讲的“笼统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也罢，有一条不可忽视：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究竟如何过日子？如何解决群己关系、灵肉纠结？如何面对生死义理与天道自然？如何回应祸福担当和义利之辨？天人关系、生死义理、祸福担当和进退出处，凡此种种，贯通生死义理，重理天人之道，关乎能不能活下去、过下去，例皆不可回避，而逼着必须有个回答，必须做个了断。所以秋风教授讲回到中国人传统的道，恐怕不是华夷之辨意义上的，而应该是一种开放的、人间的、与时俱进之“道”。 　　第二，我想谈谈中华文明的视野和心胸。又到甲午。说到甲午，我们心情沉重，因为1894年的中日黄海一战，使得中国文明危机愈见深重，也暴露得更加充分，是真正神州陆沉的岁月。各位，从1860年中国第一次陷都，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第二次陷都，到1937年12月日寇攻陷南京第三次陷都，7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三度陷都，其面对强敌之贫弱可知。但是，吊诡的是，既有先前的自强维新和民国新政铺垫，经过八年殊死抗战，中国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世界五强”，表明这个文明内里充盈着自我更新的力道和后劲。所以，在我观察，1945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大高峰，因为就在这一年，中国扭转了1840年以还100年里尽皆受压挨打的局面，跃身一变迎来“世界五强”的光辉日子。今天混到“老二”，是为又一高峰。 　　中华文明与周边其他文化，自古以来，一直表现为地域和文化上的“互为边疆”现象。当年拉铁摩尔研究中国北纬38度到42度之间，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两千多年的拉锯时曾经讲到，长城一线互为边疆，其实也是相互馈予和启发的历史。其实，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今天的印度支那、缅甸、印度，以及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一直是“互为边疆”。此种意象，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互为边疆，意味着互为样本，它拓展了中华文明的视野和心胸，刺激了中华文明自强自新的志向与力道，增大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与外延，而终有此“博大精深”的浩瀚。 　　所以中华文明走到今天这一步，死里逃生，如果说有“道”，则其之“道”不仅体现为仁义礼智信，以及民本王道政治思想遗产等等，而且，也体现为一种博采众长、壮阔、包容的心胸，一种在“互为边疆”格局中磨砺以成的不屈不挠精神。所以，就此也不妨说，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文明。这一条，恐怕也是中国精神的重要方面。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每到历史转折关头，常常需要“回到枢纽文明”甚至回到前枢纽文明，于回身返顾中吸取原初文明的精气神，以补充骨血，返本开新。此时此刻，我们重又面临着这一问题。其实，不只是今天，实际上晚清历史文化意识涣然如春水以还，从顾颉刚先生古史辩以来，从胡适之先生的“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以来，中国文明就已开始了回到古典的思想历程。由此而有所谓的“国学”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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