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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离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思虑再三，我决定辞去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我要作一个正直的人，不再作“党的驯服工具”。那时，共产党的干部是没有辞职这一说的，只有“一切听从党安排”、 “革命到底”，何况我的辞职理由是不可告人的。我向上级提出辞职，理由是“身体吃不消”。上级当然不同意。  （十）  　　就在我闹辞职的时候，又出事了。  　　完成了“反右补课”，接着，讨论右派的性质和对右派的处理。按毛泽东的说法，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属于敌我矛盾，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得很，可以宽大为怀，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讨论的目的就是着重让大家认识右派是敌我矛盾。我们班的林生早，忽然跳出来在小饭厅东南角贴出大字报《右派不是敌我矛盾》。他的论证是这样的：按照毛主席《矛盾论》的精神，根据矛盾的性质决定处理矛盾的方法。既然右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说明矛盾的性质本来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他揭示了毛泽 东的理论不能自洽。但这时人们已经失却理性的思考。林生早的大字报受到全校的围攻：《把林生早揪出来！》，《林生早是漏网右派》，《史三（一）班思想右倾》等等。还好，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那还了得？早就“砸烂狗头”了。  　　又要把一个人推下火坑吗？这一次，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顶住。把我们全班说成“思想右倾”，打击面太大了，结果大家不服。民心可用，我就利用全班的情绪，向上级汇报：林生早出身于贫下中农，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不会反党。他的大字报是属于好人犯错误。要是把他打成右派，全班都通不过。上级不置可否，我便自行其是。这是上级的“领导艺术”。全校对历史系、对史三（一）、对林生早都有不小的压力。如果上面怪罪下来，他可以把责任推给下面；如果没有人追究，也就睁一眼闭一眼过去了。  　　林生早也是423房间的成员，平时爱发怪论。本性难改，反右派过了关，一九五八年又跳出来，贴了一张引人注意的大字报（上课神疲论》，批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扼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的看发颇有见地，但矛头向上，总是冒风险的。幸而没有赶上什么政治运动，否则又是否定“教育革命”的罪名。  　　八十年代，林生早当了汕头市的教育局长。在我落难的时候，他特备礼物到南京来看我。当着我的面，他对别人说：“当年全校都说我是右派。我是不是右派，就在党支部书记的点头和摇头之间。”我说：“如果真是这样倒好了，沈元是不是右派，我怎么摇头也不行。你是沾了贫下中农的光。”  　　林生早的大字报风波平息后，讨论班上的右派的处理。黄友钊已经遣送回乡，不用讨论了。沈元，是属于“极右”。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才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此时大部分“右派分子”早已划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有六条； “右派分子”中的四种情形则为“极右”。沈元被认为符合其中“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这一条，根据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议论。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孙敦新。讨论对他的处理比批判还热烈，大家心照不宣，知道他是冤枉的，都为他说好话，一致同意给他最轻的处理：戴上帽子，继续留校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家乡徐州。八十年代为“右派”改正时，也找不到他的人。  　　当时公布的数字是：到一九五七年十月底，北大戴“右派分子”帽子的有526人，“反右补课”又增加了173人，总共699人。但一九八零年为“右派分子”改正时，处理了了16人。x中国的数字都是“参考消息”。实际不止此数，像我们班的黄友钊、孙敦新都找不到人，又无家属申诉的，属于不需要处理的一类。还有不戴帽子的“内定右派”、 “实质右派”、“漏网右派”等等，总数应在800～900人之间。按一九五七年的在校人数，肯定超额完成了彭真下达的10%的任务。  　　对右派的处理结束后，我坚决要求辞职。经多次软磨硬泡，才说可以指定另一位党员刘武生暂时代理支部书记工作，还是不叫辞职。不管怎样，我可以不必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执行上级的指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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