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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离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成为“右派”,而且是“极右”,这是沈元短暂一生的转折点,一九五七年是他通向一九七O年之路的起点,事实上,死亡之门一九五七年即为他打开了。数年之后,沈元以 “摘帽右派”之身成为识才、爱才的黎澍助手,并在《历史研究》发表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一次次引起轰动,范文澜说他文章比自己写得好。研究机关和大学都在谈论这位“右派明星”。历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揭发“沈元事件”的油印材料竟然寄到了毛泽东那里,虽被秘书田家英暂时压下,但接着又有人到中宣部告发“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调查之后的结论,是“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老实说,有史学才华的沈元与那个时代并不构成冲突,他既没有林昭那样洞穿极权奥秘的思想,成为右派之后也没有对现实提出批评和质疑,他只想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内做学术研究,而不是挑战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现存权力。

  然而,等到“文革”,就连黎澍也被揪出来了,这片土地几无才华横溢的沈元容身之处。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化装成黑人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表达去苏的意愿,被拒绝收留,过几天再去,即遭逮捕。随身所带的所谓“机密材料”不过是当时的红卫兵小报。(这是郭罗基的说法,与《文革受难者》所说他进入马里驻华使馆不同。)

  吞噬他生命的是人性的伤害

  最终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个黑暗的、罪恶的年代,但不能排除那些来自人性、人心的致命伤害,正是这些伤害与那可怕的年代一起将他一步步推向了刑场。或许有人会说,那些打小报告,举报他的,在大难临头时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他的才华而告发到中宣部乃至毛泽东那里的人,都是那年代的产物,是那个鼓励告密、鼓励躲在阴暗角落窥视的时代造成的。这样说诚然没有错,问题在于,许多时候,举报、告密不是来自上级命令和职务行为,完全是自动的、自发的个人行为。即使为了自保,在运动到来时迫于压力的划清界限,也并不完全是不可避免的。这当中仍有可凭良心选择的余地。

  毫无疑问,来自原本抱有同样观点的同学尤其是亲密关系的同学的揭发,对他内心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所以,当他得知中学同学交出他们的通信时,他脱口而出:“她怎么能这样干?”郭罗基劝他说:“你不要怪她,这种时候谁都会这样干。”这也确是实话,那个时代这样干恰恰是正常的,不这样干却是不正常的。(不过宋诒瑞回忆,交出这些信还有一个天真的用意,就是想证明沈元不过是个普通纯真的学生,这应该也是可信的。)这是一个年代对人性的异化,不仅将恐惧内化到一个人的骨髓中,更严重的是往往还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胆小、害怕所致,而且自认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与这个年代、时代保持一致乃至参与作恶不是一种羞耻,反而是一种光荣。

  沈元最终想逃离这样变态的时代,并因此而丧命。可以说,是这个密不透风的极权年代杀害了他,更是他身边的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与他有关联的人合谋杀害了他。如果不能从人性深处得到反省,仅仅在年代上寻找沈元之死的根源,还是不够的。在他被虐杀四十年后,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唤醒良心、人性,从道德根基上重建社会,与改变年代的责任一样紧迫,甚至更为艰难。记住沈元他们,记得许多被黑暗无情吞噬的人,无论是天才洋溢的生命,还是普普通通的受难者,不只是要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更是为了建立一种人人可以免于恐惧、免于被异化、免于被虐杀的安全正常的生活。这比简单地追诉谁是凶手来得重要,也远比感叹天才的消亡来得沉重。

  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杀十一年后,迟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应该永留在历史当中,时时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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