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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离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斯大林是可诅咒的。我又想到另一面，要是生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为屈死的 冤魂？虽然一时没有想出成套的应对方案，仅此一念，使我在尔后中国的恐怖年代常怀警惕之心。  　　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他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现在我只记得两点。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我们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而且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我们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强烈的拷问长久地在心中振荡。  　　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上对斯大林问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就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四月五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另广篇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认为，斯大林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不能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  　　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冲决了教条主义的堤坝，知识分子思想活跃，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思想混乱”。一九五七年学期开学之初，北大决定停课三天，学习上述两篇文章，澄清思想。我正在无锡老家过寒假，被提前召回，准备组织学习。二月十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到北大作学习动员报告，然后一连讨论了三天。当时我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自己的思想通不通，总是站在党的立场去说服群众。我暗自忖度，斯大林问题是一种历史现象，把它归结为“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不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吗？还没有说服自己，怎能说服别人？学习的效果可想而知。 （二）  　　 一九五七，是在几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数字。这一年，中国历史的湍流中出现一个巨大的旋涡，多少人被卷入其中，遭灭顶之灾。  　　沈元的人生转折正是发生在这一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 而且是“极由”发配到北京沈元的人生转折正是发生在这一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发配到北京郊区斋堂劳动教养。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因不同意划沈元为右派，被指责为右倾。这一年，我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变为党内的异议分子，进而成为党内的反对派，最后成了党外的反对派。  　　一九五六年的“多事之秋”，迎来一九五七年的“不平常的春天”。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起伏之际，中国共产党尚能稳坐钓鱼船。到了一九五七年春天，终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接连不断。报刊上和各种会议上大谈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关子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公开发表，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时称“三害”）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借以缓解社会矛盾。  　　此次整风，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的整风不同，那一次是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这一次是解决共产党与外部的矛盾。故强调“开门整风”，号召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帮助共产党整风。从五月八日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从五月十五日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邀请工商界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各级地方党委也纷纷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到会者向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批评建议，有些是十分尖锐的。报纸上大量报道帮助党整风的言论。人们兴高采烈，把这种畅所欲言的举动叫做“大鸣大放”。五月十七、十八日以后，报纸上的报道越来越激烈，带有明显的煽动性。后来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引蛇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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