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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离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链接： 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 　　作者：郭罗基　 　　一九七零年四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  　　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的，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又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了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 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文化大革命”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曾轰动一时。受刑而死时才三十二岁。  　 那时，我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我们虽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属于北京市的单位。之前不久，农场里讨论过一份北京市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这个长长的名单中就有沈元，罪名是“叛国投敌”，判决是死刑。据这个材料说，他化装成黑人，夹带机密文件；闯进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企图请求政治避难。门口的警卫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事实无从核对。讨论中，谁都没有发表意见。农场是军事编制，我们哲学系和历史系混编合成第八连。历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们窃窃私议。听说，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挨批斗，一定是处境恶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挺而走险。在那个年代，即使私下议论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发。我们之间，眼神多于言语，叹息淹没论说。有人讲：“沈元，你熬一熬呀！”有人讲：“可惜呀，可惜！”  　 “文化大革命”中让人讨论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本来就不是要大家发表意见，正是为了吓得大家不敢发表意见，起震慑作用。如果有人发表意见，那一定是说对某人判得太轻，决不会说判得太重。对于判了死刑的，就不能再说判得太轻，因而没有什么可说了。我和历史系的一些与沈元有关系的人，尤其不能发表童见.弄不好会被指责为“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有话想说而又不能说是很痛苦的。一个星期之中，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干活没有劲，脑子里常常蹦出沈元的鲜活形象：一个瘦高挑，戴着眼镜，举止斯文，用他那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一想到子弹将在他的身上穿孔，一个富有知识、勤干思考的大脑就此毁灭，心头阵阵绞痛。  　 听到沈元临刑的故事，反倒是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人们赞叹他的不凡的表现，作为他的老同学似乎稍觉宽慰。  　 不久，我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历次运动，不管是什么主题，凡批斗对象，总要从头到脚、从古到今彻底交待，全面揭发。历史系的朋友悄悄地对我说：“沈元的问题，你不要提，我们也不提。”因为一九五七年我在历史系有“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案底，好在哲学系的人不知道。历史系的朋友好意关照，免得我增加罪名。  　 沈元怎么成了“反革命”？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决不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中，多少革命之子甚至连革命的功臣、革命的元勋都成了“反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之后，取得了政权还要“继续革命”。一场极端的“革命”，吞噬了革命者；吞噬革命者的“革命”，是自身在走向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了贪污腐败的共产党、镇压人民的解放军，这就是极端的“革命”走向反革命结出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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