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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中山思想新思维：国家角色与大同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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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俊汉（台湾）
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
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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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距离的变数是考虑全球性时一项主要的标准。全球性必须包括数个大陆之间的距离，单单一个地区性的联系网络自然不能认为是全球性。在距离上必须跨越不同的国家或大陆，例如中国与东南亚或东亚、美国与加拿大，美洲与欧洲，单一区域的网络不算是全球的。本质上，不过这种观念不能硬性的规定，要视相互关系与地理的邻近性作分辨。距离是一个持续的变量，既包括相互接壤（如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也包括不同半球国家之间(如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距离。因此，远距离和地区性相互依存之间的区分只能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去判定类似于日本和印度之间或埃及和南非之间的关系属于全球性的还是地区性，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我们要去分辨两者的依存关作判断。但是，全球性与相邻近的地区性关系肯定是不同的。全球化指的是大范围的距离的缩短。讨论全球化时，应与本地化（localization）、国家化（nationalization）或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作相对应的观察。中山思想在这个面向上相当具有包容性，且博大精深。中国要如何适存在今日世界上，我们要作顺应时代潮流的发挥。
全球化下国家角色的诠释与调适
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六讲最后一段曾这样的指出：“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分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这段话指陈了下列三个意涵：
1.治国与平天下与民族主义有关，与当前讨论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s）的角色相契合；
2.有一个统一世界与大同之治的思维，与当前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理想与精神相契合；
3.发挥治理中“软实力”（soft power）的能力，尽到全球治理中“全球公民”的责任。此即中山先生所称的“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
这三个意涵可以归纳成为一个。中山思想全球化时代的新思维：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潮流下，要有一个统一整合世界的大同之治的思维，凭藉着软实力的王道精神，尽到全球公民的责任，朝向全球问题由全球治理达成的目标。根据这一理解，学者在诠释中山思想时，便应就二次大战后民族国家角色的变迁，以及对全球问题治理模式的转型，作一分析与阐释，俾可对中山思想的传承作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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