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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中山思想新思维：国家角色与大同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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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俊汉（台湾）
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
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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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有一个特色，那便是国家固然可以成为一个讨论世界大事与大同之治的概念变项，但在国家以外却有太多的因素操控了人类的公共福利与政策。甚至许多世界大事国家无能为力，反而要向其他因素求之，例如私部门（private sector）或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这是一个20世纪后期全球化浪潮下出现的新形势或新现象。最起码国家与其他非国家因素的结合是处理国际事务重要的基础。这是21世纪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
在理论上推动此一思维的学者不少，其中以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Peter Evans在《世界政治》季刊所发表的一篇专文〈国家是否浸蚀？全球化时代国家何去何从〉的论述可作为代表。在Evans看来，Nttel讨论国家作为处理全球事务的变项时，没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大形势。而这个形势在他论述国家的作用时是没有产生的。在这一点上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时代与形势使然。因而在全球化发展到20世纪末期，我们便要讨论一些新的变项，而经济全球化是最重要观察的因素。
就中山思想来看全球治理中Evans所称的“国家的联合”是有基础的，因为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中提到“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也是在提振全球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这个目标不是一个国家能完成的，也不是唯有国家能完成的。这便是中山思想中所谈的民生主义的真谛。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中山先生提到：“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为经济生活找到大同之治的基础。
因而在我们的理论探讨中，要协助中山思想中大同之治便要在国家以外找到新的要素，这是全球化的趋势。Evans从国家的功能来观察，曾较具体的指出，“国家权威已渗漏出去：分别作向上的、向旁的、向下的移转”这一说法具有某些接受性。如果极端一点来说，国家在某些事务上呈现的国家权威“已经消失”也是事实。全球化固然不能指为唯一原因，但就事论事，却也是核心的原因。全球化的影响正透过政经两个交互连结但不同管道流动。过去30年时空交错下，跨国经济能量逐渐增加且其特质不断改变，已创造出一个新的、更抑制国家行动的环境系统。在另一方面，藉由逐渐增长的英美意识型态的全球霸权，单一国家的力量也呈现弱化。这种结构改变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流散到全球各处。国家角色不断地受到了这种全球化趋势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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