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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辉珍 |
黄辉珍:结语
刚才第二轮讨论,相对集中在两岸事务方面。无可否认,两岸形势大变化对今天台湾来说是新生事物。2008年马政府执政之后,两岸关系大步跃进,大陆与台湾各领域交流,铺天盖地、迅猛异常,无疑已经对台湾社会基础结构促动根本性改变。民主政治就是选票决定,当整个社会基础结构在新生现象的促动变化之下,选民投票取向、民意整体呈现,会不会有新的发展变化,这是观察民主社会动向不能不重视的问题。
在刚刚的讨论中,各位提出一个显然很值得关注的重点,那就是:即使在这样巨大的环境变化之下,由于民进党是在野党,对中国大陆的政策,不存在特别要做什么或不要做什么的问题,立文兄说是民进党对中国“无所求”,谈判可以得到什么?想求得什么?有求才要谈嘛!因为在野,没有执政权,无法左右大局。对中国大陆如此,对美国亦然。在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下,美国对台主要的交涉对象还是执政党,它与执政党谈有用、有效,具体政策跟在野党谈没有特别效果。国城兄也说,民进党在野,“立法院”又不过半,对中、对美都没有影响力,在“既无求也无得”的情况下,即使得到中国大陆领导人的肯定或欢迎,也无实际意义。
基于上述判断,大家质疑:民进党对中国政策有何大幅改变的必要?有何根本改变的理由?若做出重大改变,说不定还会引起党内极大纷争,甚至分裂的可能性都存在,政治上的风险与效益不成比例。所以苏贞昌时代两岸政策,在可预见的未来,要做大幅度调整,基本上可能性不大。这也连系到大家所提的,“原则立场不会改变,但态度、方法、策略上会多一点善意与弹性”。这就是大家讨论下的苏贞昌时代两岸政策的基本思维和大致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