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选拔官吏的科举制是文官政治系统的重要基础，从16世纪末就引起不少本土欧洲人的兴趣。耶稣会人文学者马菲1588年出版《16世纪印度史》，在介绍中国的第六册中就对科举制大施笔墨。他说中国的考试是笔试，考生在戒备森严的考场中根据考官指定的关于公共事务、国家大事和人性问题的题目即席作文，考官对文章筛选三轮后录取90份最出色的，金榜题名者受到皇帝赐见并授予官职。马菲称赞科举入仕，说中国无世袭贵族，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奠基者”，任何称号、官职都不会合法地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1590年，澳门刊印《关于日本使节朝拜罗马教廷的对话》，对科举制的描述尤为详细和准确，述及“秀才”、“举人”和“进士”的三级升迁制与考试方式，推崇说：“中国的行政管理，就其主体而言，与自然本能相合，权力交由那些熟谙学问的用途、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执掌，而不是交给鲁莽和缺乏技巧的人。”（引自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第53页）
利玛窦和曾德昭将秀才、举人、进士分别对应于欧洲的学士、硕士和博士，说除去几类特殊职业的人之外，普通百姓均可投考学位，并介绍岁考、科考与乡试、会试、殿试诸级别及有关考试内容。乡试和会试都有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文辞要求简洁、优美并有警义。二场试论与判，涉及如何处理政府遭遇的问题和疑难以及如何向皇帝进谏。三场试经史时务策，对此，利玛窦说是有关指导行政的计划，曾德昭说是有关国家律法。他们还详细介绍了考官的构成和考场的规矩，如有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等程序；试官入院即锁闭内外门户并加封条；参试诸生被锁入号房，每间各有号军看守；试卷之首要书写三代姓名及其籍贯年甲。利玛窦还提供了各省的举人名额和录取进士的名额。他说殿试的一、二名享有欧洲公爵或侯爵的地位，但不能世袭。其他进士也立刻获得较高品级的官职，并成为全国高等公民享有无上尊荣。不愿再参加会试的举人可以获授低级官职。事实上一旦中举，就变得伟大、尊贵，并且突然富有起来。曾德昭谈到殿试之后还有一次自愿参加的入选翰林院的考试。利玛窦还简单提到武举，考试内容比科举简单，投考人数和录取人数也少得多，因为中国不重视军事科学。安文思对科举制的介绍很简略，只说举人们每三年一次聚集在京师参加为期13天的考试，授予366人博士学位（进士），皇帝从博士中挑选最年轻和最聪明的进入翰林院。
利玛窦与曾德昭对科举制并未做出太多评价，利玛窦只是赞扬在同年的候选人之间发展起来的延续一生并惠及亲属的兄弟般的关系，以及考生与主考官之间父子师徒般的情谊。曾德昭则针对举人进京赴考的旅费由国库开支这一点，称赞君王为培育贤人舍得大笔投入资金。利玛窦还对无论哪种考试的主考或监考都由哲学元老担任表示一些不满。但李明对科举制可谓赞不绝口，他说年轻人因为要参加考试而勤奋学习，杜绝了无知和懒散，而且学习使他们增长智慧；中国的官员都是从这样的年轻人中通过一次次严格考试层层选拔出，他们懂得去消除或阻止因无知和无德造成的贪婪；并且由于官位是皇帝授予而非世袭的，他可以撤换不胜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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